第一案：伍子胥--“浮尸案” 
 
中国历史上最为刚烈的大丈夫当数伍子胥。
楚平王要杀伍奢，又担心他两个儿子回来报仇，派使者假借伍奢之名招其二子。哥哥伍尚说，父亲召我，若求生不往，为天下耻笑。弟弟伍员说，俱死无益，不如奔他国，借力雪耻。伍奢与伍尚俱被杀，伍员四处逃亡。
民间对伍子胥多有好感和同情，因此有了“伍子胥过韶关，一夜白了头”的传说。
伍子胥后来逃到吴国，他胸中始终回荡一股愤懑之气。
与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相比，吴国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国，《战国策》的作者甚至不屑于提到他。
伍子胥来到吴国，掀开了吴国历史最辉煌的一页，一个弱国，因为一个人的到来而振兴。
吴王阖庐，重用伍子胥，国家日趋富强。“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楚国是七国中综合国力强盛的大国，吴楚交兵，吴兵攻入楚国国都，几乎灭了楚国，这是楚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叶。吴国向南制服了越国，向北伐齐，大败齐兵，威震天下。
吴国攻破楚国国都，伍子胥掘开楚平王的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倒行逆施”，完全不顾君臣父子之伦理，毅然逃亡，历尽艰险，最终掘墓鞭尸，报仇雪耻。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伍子胥是真真正正的大丈夫。
吴国的辉煌，仅是昙花一现。阖庐的儿子夫差当政后，重用奸臣伯否，疏远伍子胥。其时越王句践正在卧薪尝胆，一心灭吴，吴国亡在旦夕。伍子胥敏锐地感觉到即将发生的亡国之祸，数次进谏，“越王为人能辛苦，今王不灭，后必悔之。”夫差不听，偏信奸臣伯否的谗言，竟然赐刀令伍子胥自刭。
刚烈的伍子胥，刎颈之前，对其舍人说，把我的眼睛挖出来悬在吴东门之上，我要看一看越寇是如何经此门灭吴的。
夫差得知此话大怒，令人用马革裹伍子胥之尸，浮尸江上。
卧薪尝胆的句践果然灭了吴国。夫差临死时“掩其面”说：“吾无面以见子胥也”。
吴国人可怜伍子胥之刚烈，为他立祠於太湖边的一个山上，命此山为胥山。
一个人的到来可以兴国，一个人之死可以亡国，这就是伍子胥的故事。
直言贾祸，真话说不得，犯颜极谏，龙颜就要大怒，要杀头。几千年来，一直都是这样。还是伯否这样的人好，花言巧语，哄得君王高兴，有多少荣华富贵。人为什麽不追求荣华富贵而要自寻死路？中国的历史上，伯否这类人，如荒原上的野草，葳葳蕤蕤，十分繁茂。偶尔也会生出一个伍子胥一样的人，说话行事总是爱惹麻烦，大家都不喜欢。这种不管不顾的人，总是难得长命。惟其如此，这样的人越来越少，而像伯否一类的人越来越多。
 
 
第二案：范蠡-“兔死狗烹案 ”
 
我以为天下第一智者当数范蠡。
人皆以为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我以为诸葛之智与范蠡之智相比，略见逊色。
一篇“出师表”，千年传颂。诸葛丞相的忠信与睿智，世代相传。但诸葛一生也有几处败笔。一是痛失荆州，接着又有“火烧连营”，打了两个大败仗，死了关羽和刘备，难道丞相一点责任也没有？二是兵出岐山，耗费多少人力和财货，一无所获，岂是智者所为？最主要的是，诸葛亮不能像曹操那样，在自己身边聚集大量人才，这是蜀国很快败亡的主要原因。“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终于没能成功。
但范蠡却成功了。
越王句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为人们所熟知。弱小的越国要想打败强大的吴国，没有这种非凡的、艰苦卓绝的精神是不行的。但仅有这样的精神还不够，还需要大智慧。非凡的精神更兼非凡的智慧，句践与范蠡、文种，君臣戮力同心，成就了大事业。
勿以成败论英雄，历史上成功的不知几多。
范蠡的非凡之处不仅在于它的成功，它的更高人之处在于他成功之后所说的一段话。
越国灭了吴国，范蠡随即离开了越国，并给文种写了一封信说：“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
执迷不悟的文种不肯离开越国。越王赐文种一剑，说：“你教我灭吴七种方法，我用了其中三种就灭了吴国，你那里还有四种，把他带到先王那里去吧。”文种只好自杀。
“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患难易共，富贵难同。”我将其称为范氏定律。范氏定律历千年而不衰。患难的时候，大家齐心合力，互相扶持。一旦有了一点蝇头小利，立刻就会撕破脸面。尤其是帝王，最是自私，因为江山是抢夺来的，所以心心念念要护着他，怕被别个抢去，越是身边的功臣越是危险，一律要赶尽杀绝。古今多少英雄，来去匆匆，有谁能打破范氏定律？范氏定律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对人性的深刻的理解。
范蠡的智慧，尚不止于此。离开越国后，来到齐国，苦耕於海边，居然“致产数十万”。将这些财产分与众乡邻，又到陶地经商，成为巨富，天下称陶朱公。旧时谈论致富生财，都推称陶朱公。
善始而善终，天下有几个人比得了陶朱公？
善始而恶终，可怜文种。
一到登上宝座便大开杀戒，你看那个放牛出身的朱元璋，把身边的功臣杀个精光。历代多少功臣，得了功名，丢了脑袋。
所以我说范蠡是古今第一智者。
 
 
第三案：商鞅-“车裂案”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许多次“变法革新”，最成功的要数“商鞅变法”。
“戊戍变法”是失败了，他使我们中国失去了一次最好的富国强兵的历史机遇。究其失败的原因，是保守派的势力过于强大。在这个保守的国度，要变更祖宗之法，谈何容易。
但商鞅却成功了。
商鞅成功，因为它不仅有超人的胆略，还有超人的政治智慧。
一开始，他就作了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悬赏五金，募一人将一根木头从国都南门搬到北门，“民怪之，莫敢徙”。于是将赏金提高到五十金，有人做到了，立刻兑付了赏金。
“民怪之”，是因为政府缺乏公信力。商鞅用这样一个小故事确立了他“言必信，行必果”的形象。
于是推行新政。在各种政令中有一条颇有意思，“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就是说不准吃“大锅饭”。这一条出自于对人的本性的认识。可惜的是我们今天一些地方仍在吃大锅饭，难道我们今天的智慧比不上两千年前的商鞅？
新法很难执行，因为大家都反对。碰到太子犯了法，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太岁头上动土，商鞅之胆略可见。“明日，秦人皆趋令”。
我们今天的改革，碰到最大的难题是“执行难”。法令如果不能执行，就是一张废纸。“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如果我们今天也有一个铁面无私的商鞅，改革或许会顺利得多。
正因为有了这个大智大勇的商鞅，“行之十年，秦民大说”，变法最终取得成功。
商鞅变法之前，“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雍州位于陕西西部，所处环境，十分偏僻、闭塞。被中原各国视为戎狄。“诸侯卑秦”。变法之后，秦一跃成为西部之强国，诸侯惧之，称为“虎狼之国”。到后来，秦始皇扫灭六国，完成统一大业。若论统一大业，商鞅变法应是第一功，因为他为秦国以后的富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商鞅后来的结局十分悲惨，秦孝公死后，他四处逃亡，走投无路，终被秦惠王捉住，受了车裂之刑。
历来的改革者，少有好结果。战国时的吴起，汉代的桑弘羊，唐代的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宋代的王安石，清代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都不得好下场。西方人喜欢标新立异，花样翻新，所以不断地有新东西发明出来。我们中国人尊崇老的，喜欢旧的，凡是祖宗传下来的东西，都是极为珍贵的，若有标新立异，一律视作异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是东西方观念的差异。再者，千年大树，盘根错节，既得利益者，各据要津，要把他们挪动挪动，无异于要他们的命。改革者与既得利益者最终是鱼死网破。 
 
 
第四案：韩非子-“聪明误案”
 
世上什麽最有力量？当然是权，蒯大富说，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最大的权是皇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其次有力量的是钱，老百姓说，有钱使得鬼推磨。现在的说法是，“利益驱动”。
还有一种力量，可以独立于权钱之外，那就是“势”。
有关“势”的研究和学说，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的韩非子那里。韩非子说，“故善任势者国安，不知因其势者国危。”
什麽人最“善任势”？文革中，最令我感慨的是毛主席对“势”的运用。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大师。
先是倡阶级斗争，酝酿发酵；接着发小红书，添火升温；十余次接见红卫兵，乘风鼓浪。接下来我看到的是，巨浪滔天，排山倒海，横扫千军，势不可挡。我那时深切体会到那种“势”的巨大威力。那麽多当权派，曾经大权在握，多麽显赫，竟毫无抵挡之力，任滔天巨浪，一泻千里，无所不摧。文革是一场夺权斗争，自下面蓄“势”、起“势”、发“势”，夺上面之权。权之力败於“势”之力。
“势”为何有力？因为他聚集了大量的能量。文革之“势”，聚集了六亿人的能量，所以无坚不摧。
冷战时期的“核威慑”，也可说是一种对“势”的运用。何谓“威慑”？用中国话说就是“引弓不发”。箭在弦上，拽满了，锋镝直指你眉心，却又不发，你会感觉到一种威胁，一种摄人之力。强大的核武库，可以将地球毁灭数次，聚集了大量的能量，因而具有某种摄人之“势”，用这种“势”来制敌，是为“核威慑”。
现在的网络，也有力量。孙志刚事件，孙大午事件，刘涌事件，都曾显示网络的力量。网络既无权，也无钱，力量源於何处？源於“势”。七千网民聚集的能量，成为“势”，一股“势”力，“势”不可见，但可以感觉到。
国语中有关“势”的词很多。权势、威势、气势、势力、造势、火势、水势、风势、势能、势焰、势必、泰山压顶之势、势不可当、大势所趋、因势利导、蓄势待发、人多势众、势均力敌、兵无常势等等。细细考究这些词，可以从中体味“势”为何物。
韩非子将“势”与法、术并列为王者经世治国必谙之道。在其《难势》等篇章中对“任势”之理作了精辟的阐述。
近人有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也曾论及韩非子之“势”。
春秋战国，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是我国历史文化最为辉煌壮观的一个时期。韩非子是其中一朵奇葩。细读韩非子，你会为他气势之磅礴，视野之开阔，立论之缜密，引喻之精博而叹服。
秦始皇读了韩非子之书，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也！”
韩非子到了秦国，李斯自以为不如韩非子，向秦王进了谗言，将韩非子害死狱中。
一个人为自己的聪敏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我们中国，心怀嫉妒的小人何其多，那些聪敏人，他们脑袋中的聪敏对脑袋自身具有极大的杀伤力。外国人嫉妒别人比他强，会奋起而追之。我们中国人嫉妒的时候，非常的阴毒，往往是含沙射影，暗下杀手。所以我们的圣人说，惟妇人与小人为难养也。这提醒我们，为人处世，一定要谨防身边的小人。当然，那些大人（权贵）也不可不防，因为越是有权势的人越是猜忌多。
难怪，聪敏的板桥先生说，难得糊涂；林彪说，勿建言。 
 
  
第五案：韩信-“无兵造反案” 
 
汉代韩信之死，最令人同情。
楚汉相争，刘邦与项羽对阵，常吃败仗，刘邦可说是“常败将军”。
高祖二年，刘邦率五十余万人伐楚，至彭城。项羽率三万精兵击汉军，大破之，汉兵死者十余万人。刘邦带着数十人仓皇逃遁，一路上几次要将女儿推下车。这一仗，刘邦的父亲和皇后也被项羽捉去。高祖三年，刘邦被项羽包围在荥阳，弹尽粮绝，将军纪信假扮高祖模样诈降，刘邦率数十骑狼狈而逃。刘邦收兵守成皋，又被项羽包围，复遁，逃入韩信军中，收韩信之军。高祖四年，刘邦在广武被项羽伏弩射中胸部，假意摸着脚说，射中我指头了。逢羽必败，我断定刘邦患有严重的“恐羽症”。
多亏有韩信在。汉军出陈仓，就是“用韩信之计”。以后井陉之战，充分显示了韩信的谋略和军事指挥天才。收赵定齐，韩信立了大功。杀死龙且，斩断项羽臂膀。刘邦几次大败，末了从韩信那里收精兵，方能再战。
高祖五年，楚汉决战垓下。开始韩信、彭越不到，刘邦大败，“深堑而守之”。后来用了张良的妙计，愿与韩信、彭越“共天下”，把两人哄了来。垓下之战，据《史记》记载，“淮阴侯将三十万自当之”，整个战役，全由韩信指挥。垓下之战实乃韩信之战。
刚刚葬了项羽，刘邦就“驰入齐王壁，夺其军。”突如其来，夺了韩信的兵权。好一个“共天下”，原是如此。
司马迁在写韩信传的时候，用了很大一段文字描写蒯通劝韩信自立为王：楚、汉相争三年，在京、索之间相持不下，兵疲民困，刘邦与项羽双方都无力“息天下之祸”。唯有韩信接连打胜仗，兵强马壮，且“据强齐，从燕、赵”，正好“三分天下，鼎足而居”。这一段文字，十分精彩，恰似诸葛亮《隆中对》的最早版本。这一段文字以后又被司马光引用。何以司马迁要用大段文字记这件事？我猜太史公对韩信暗存同情之心。
蒯通又引了“兔死狗烹”，文种被害的故事告诫韩信，但韩信深信刘邦，执迷不悟。
结果韩信没有逃脱“兔死狗烹”的结局。
都说韩信是死於吕后和萧何之手，“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对此十分怀疑。
猜忌—削权—杀头，是功臣枉死的三部曲。韩信功高，有奇谋，善用兵，刘邦岂能容他。韩信之后，彭越、琼布也为刘邦所害。聪明的张良，深知“兔死狗烹”之理，托言辟谷，跑到深山里去避祸。辟谷原是聪明人用自残的方式以达避祸之目的的方法，后人不知就里，引张良的例子学而习之，自残其身，实在是谬以千里。可以说，韩信被杀是必然的。
谋杀韩信，刘邦不在现场，但他可以用嘱言或锦囊的方式，把这件事做的巧妙一些。在许多罪案中，主谋不亲自出面是常有的事。
说韩信谋反，不但奇怪，也不合逻辑。作齐王时，实力强大，蒯通一劝再劝，坚决不反；当了楚王，仍有一定实力，也不反；只待一个兵都没有的时候才反。无兵造反，自取灭亡，韩信莫非有病？况且，韩信与陈豨的对话，应是两个人之间的密谋，泄漏出去，定有杀身之祸。却纪录于史书之中，而且绘声绘色。
那是一个精心编造的谎言。
如果要编一本中国的《帝王术》，一定要有一章，如何用谎言锻炼冤狱。经见过多少冤假错案，离奇的造假手法令人叹为观止。我们中国的这种技巧，乃是一种国术，不断流传，发扬光大，至臻完美。
临死，韩信才觉悟，“吾悔不用蒯通之计”。这个天才的军事家，原来是个呆子。 
   
第六案：李纲－“忧愤悲歌”案
 
北宋朝廷著名的抗战派领袖李纲，死时年仅五十七岁，有人说是活活气死的。
一生坎坷，就像绑在井绳上的水桶，一忽儿上，一忽儿下，上上下下何其多也。
政和二年中进士，官至监察御史，“以言事忤权贵”，被迁为起居郎。生性刚直，容易得罪人，初入仕途就遭当头一棒。
宣和元年，上书力陈国事，“朝廷恶其言”，被贬到南剑州沙县当一个监税小官。脾气不改，又得罪人，再给一棒。
宣和七年，被任命太常少卿。金兵南下，宋徽宗胆怯。李纲“刺臂血上书”，请徽宗禅位太子。如此大胆，实在少见。
钦宗即位。靖康元年，金兵过黄河，局势危机，徽宗南逃，钦宗也想跟着跑。满朝文武，个个畏敌如虎。太宰白时中等主张弃城而去。李纲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主张坚守抗战，并且临危请命：“陛下不以臣庸懦，倘使治兵，愿以死报！”钦宗为其感动，任命李纲为尚书右丞。李纲甫上任，下令，主张弃城逃跑者一律处死。李纲厉兵秣马，调配军队，修整军械。金兵攻城不下，只好退兵。这就是著名的“李纲守东京”的故事。
李纲运筹帷幄，准备大举反击。有姚平仲急于邀功，受了小挫，宰相李邦彦乘机中伤李纲，钦宗罢了李纲的官。消息传开，京城军民“不期而集者数十万，呼声动地”，为李纲请命。钦宗无奈，命李纲复为尚书右丞，重负守城之责。
不久，以“专主战议，丧师费时”之罪，贬为亳州明道宫提举。
金兵再来的时候，钦宗觉悟“和议之非”，又想起李纲来了，任命李纲为资政殿大学士、领开封府事。
高宗即位。任李纲为宰相（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李纲锐意革新，改革弊政，充实国库，整顿军备，准备北伐。其坚决抗战的主张，遭到黄潜善、王伯彦等投降派的反对，被视为眼中钉。在相位仅七十五天即被免职，放逐鄂州。
十几年来，李纲就是这样上上下下，屡遭贬谪。
三个皇帝，徽宗、钦宗、高宗，一个比一个昏庸。每个皇帝身边都有一大堆汉奸、投降派，蔡京、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勋、李邦彦、蔡懋、唐恪、耿南仲、张邦昌、汪伯彦、黄潜善等，把持朝政，迫害忠良。
大厦将倾，独木难支。
绍兴十年，李纲在悲愤与忧郁中病逝。
为什麽，忠与奸的斗争，如此艰难，且常以忠良枉死为结局？ 
   
第七案：岳飞－“莫须有”案 
 
岳飞这个名字，在国人心目中是爱国者的别名。
现在有人否定岳飞是民族英雄，引了外国权威的话为证，大谈“民族”一词的含义。我国历史上的英雄，深深植根於亿万人民的心中，像参天大树，要想撼动他，决非易事。
在俄罗斯，无论走到哪里，总是可以看到一些巨大的战争纪念碑，英雄雕像以及被战火摧毁的坦克、大炮、机车车厢等，整个俄罗斯可以说是一个战争博物馆、英雄纪念堂，这个强悍的民族随时都在向你展示他们骄人的战绩，讴歌他们伟大的民族英雄。他们击败了拿破仑，他们战胜了希特勒。一种骄傲，一种不屈的精神，在俄罗斯人血液中流淌，表现为他们特有的民族气质。而在我们这里，没有那种强悍，没有那种显露无遗的骄傲。二战的遗迹，与边界那边的俄罗斯相比，刻意保留的很少。我们的民族英雄，岳飞、林则徐，任由一些文人肆意贬低。
两个民族，如此不同。
有关岳飞“愚忠”的讨论，一直是个有趣的话题。
读孔孟的经典，读贾谊的“过秦论”，读杜牧的“阿房宫赋”，读黄宗羲的“原君”，读马基雅维利“君王论”，读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总是搞不明白，为什麽我们需要皇帝？像秦始皇，杀人如麻。这样的混世魔王，也是必不可少的吗？
君王的权力，来自於人民。由于我们订立了“契约”，将权力委托给他，他的职责，是为人民服务。
像徽宗、钦宗、高宗这样的皇帝，金兵一来，吓得魂不附体，兔子一般，只想逃命，罔顾其职责。
有时我想，请一个猴子来，戴上皇冠，恭奉於皇座上，也比徽、钦、高三宗强。至少，猴子不会下令，迫害忠良。如此，则李纲、宗泽、岳飞可以领导人民抗敌，岂不是好？
“契约”一说，对于我们中国人，是西方的毒药。
我们中国人只相信孔孟之道。西风东渐，闹过几回批孔，不痛不痒，大成至圣文宣王，巍然屹立。
“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乃是天经地义。岂止是杀害了一个岳飞，那些昏君、暴君制造了多少劫难，到头来，百姓们仍要俯伏尘埃，叩首欢呼，万寿无疆。
“愚忠”的并非只有一个岳飞。时空转换，已经到了二十一世纪，你到网上去看看，颂扬秦始皇的，仍大有人在。“万寿无疆”的理念跨越时空。孔孟之道，控制中国人思想几千年，如泰山。区区某人，想要挣脱他，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所以，不要去批评岳飞的“愚忠”，“愚忠”其实是一种美德，完全符合东方价值观的教义。
关于岳飞，还有一个有趣的争论：岳飞究竟是谁害死的？
在杭州西湖边的岳飞庙里，早些年，人们经过秦桧像时，都要啐上一口。传说秦的后人觉得很没有面子，便把秦的铁像悄悄投到西湖里。哪知整个湖水发出恶臭，人们循臭味找到秦桧像，把他重新安置在岳飞墓前。世人皆知，是秦桧害死了岳飞。
但文徵明就有不同认识。他在一首《满江红》中说，“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只怕中原复”。说的是高宗，只怕收复中原后，徽钦二宗回来，自己的皇帝做不成了。
正是高宗这种卑鄙污浊的心理害死了岳飞。
所以，跪在岳飞墓前的，应当是高宗。
只是让高宗去跪岳飞，皇帝去跪臣子，不合规矩。中国人最讲究规矩，圣人曰:“君君、臣臣”，上下有序。“臣罪当诛兮，吾皇圣明”，一切过错都在臣子，皇帝总是圣明的。
审判四人帮时，我就有些疑惑，江青是何人？一个八级干部，她有多大能耐，可以将那些开国元勋一个接一个整倒，甚至迫害致死？ 
  
第八案：于谦－“谋逆”案
 
明朝的太监，时常在朝廷中作祟，把军国大事搅得一塌糊涂。英宗时闹出“土木之变”。
蒙古人犯大同，太监王振鼓动英宗亲征。兵部侍郎于谦力谏，不听。第二天就出发，“事出仓卒，举朝震骇”。五十万大军未至大同，粮草不继，饿死者不计其数。进至大同，无法作战，只得回师。王振是河北蔚州人，挟持英宗朝蔚州去，走了不远，又恐大军踏坏自己庄稼，改道向东去。到了土木堡，距怀来城已不远，大军欲入保怀来城，被王振所阻，因王振私人辎重千余辆未至。蒙军追及，英宗被俘，王振被杀。
一个浑王，昏聩如此；一个佞臣，跋扈如此。国家大事，如何不坏？
“土木之变”，“劲甲精骑”死伤数十万，北京城只剩数万疲卒。人心惊恐，军无斗志，一帮投降派大臣惊慌失措，主张放弃北京南迁。危难之际，兵部侍郎于谦挺身而出，严厉斥责投降派，坚决主张抗战，在乱作一团的朝廷上力主诛杀王振余党马顺。一面调集各路军马，部署北京保卫战，军民抗战情绪空前高涨。蒙军围城，激战五天，终被击退。一个即将崩溃的国家，赖于谦之力，力挽狂澜。
此后，于谦等拥立朱祁钰为代宗皇帝，君臣一心，革除弊政，建立新军，加强边防，国力稍振，敌寇不敢入侵。
世事无常，祸生不测。本是大好局面，突然急转直下。景泰八年，发生了“夺门之变”。
先前，于谦等将被俘的英宗迎回，奉为太上皇。景泰八年，代宗病重，权臣石亨等与太监曹吉祥密谋，“谓立太子不如复上皇可邀功赏”。几个阴谋家拥英宗夺宫门而入，宣布太上皇复位。以“意欲迎外藩入继大统”为罪名，坐《谋逆律》，斩于谦於市。
抄家的时候，发现于谦家“无余资”，没有钱。只有正室锁得很牢固，打开一看，都是皇帝所赐蟒衣剑器。
当官多年，家中居然抄不出钱来，如此清官，实在罕见。
于谦一死，蒙军再来犯，皇帝就后悔了。旁侍的官说：“使于谦在，当不令寇至此。”帝为默然。
《明史》说于谦“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恃，为权奸所并嫉”。这是成化初为于谦平反冤狱时皇诰上的话。说得非常贴切，天下广为传颂。
我尊敬于谦，不仅因为他家中抄不出钱来，不仅因为他抗敌救国，力挽狂澜，还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诗人。
读于谦的诗，就会有一股清气，一股天地之间浩然之气，令人激动不已。诗如其人，浩气凌云，是于谦的本性。
于谦的《北风吹》、《咏煤炭》，还有那首极为脍炙人口的《石灰吟》：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只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诗品、人品，辉映千古。
于谦之冤较之窦娥之冤更令人撕心裂肺。 
  
 第九案：袁崇焕－“反间计” 案
 
袁崇焕这个名字，因为金镛的缘故，广为人知。
袁崇焕像磐石，横亘在金兵入关的路上，坚不可摧。金兵几次撞击，如以卵击石，头破血流。
开创满清大业的努尔哈赤，可谓是一代天骄。可是这位天骄，撞到袁崇焕这块石头上，一命呜呼。
明天启六年，雄才大略的努尔哈赤领十万精兵围攻宁远。经略高第、总兵杨麒拥兵不救。一座孤城，很少的兵力，由袁从焕率领，英勇抗敌。这是战争史上一个经典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结果金兵被击退，努尔哈赤负重伤，并于是年死在沈阳。
这一仗充分显示了袁崇焕的军事指挥天才。自此，金兵闻其名而胆寒。袁崇焕升任辽东巡抚，崇祯时，再升为兵部尚书、蓟辽总督。经过袁崇焕的苦心经营，宁远、锦州一带成为铜墙铁壁。天启七年，皇太极亲率大兵围锦州，被袁崇焕击退，损失惨重。
雄心勃勃的皇太极，一心要攻明，又过不了袁崇焕这一关，大伤脑筋。
最终帮皇太极解开这道难题的是鼎鼎大名的汉奸范文程。
历史上，每逢国家危亡之际，就有汉奸应运而生。外来之敌，常常是懵懵懂懂摸不着路径。一些汉奸，聪明绝顶，运筹帷幄，帮着敌国来灭自己的国家。
就是这个汉奸范文程，深谋远虑，为皇太极献计，绕过袁崇焕，取道蒙古，以趋直隶之背。皇太极亲率大军，一路畅通，包围北京。
袁崇焕率兵入援。皇太极不敢与之正面交锋，用范文程反间之计，四两拨千斤，大获全胜。
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计谋，不知当年怎麽就瞒过了明朝皇帝和满朝文武？金兵在被俘的杨太监面前“悄悄耳语”，说今日撤兵，与袁崇焕有密约，里应外合，成就大事。杨太监“佯卧”，“窃闻”其言，回去报告给崇祯。崇祯深信不疑，下袁崇焕於锦衣卫狱。
十二月下狱，次年八月杀袁崇焕。籍其家，无余资，是一个清官。
袁崇焕不死，清兵很难入关。他是明朝的一根顶梁柱，这根柱子一倒，再无人可以替代。
读中国历史，越读越糊涂。
万历六年，明朝人口已达六千零六十九万人。满清人口男女老幼统共不过百万人。一个六千万人的大国，经济发达，科技先进，被一个不足百万人口的落后小国打得落花流水，是何原因？
是因为有一大批汉奸，诸如范文程、吴三桂、洪承畴、孔有德、尚可喜之流，为其出谋划策，统兵作战。
灭亡明朝的主力其实是汉人。他们后来虽然都升官发财，但始终是奴才，不是主子。
贪生怕死，贪图富贵，出卖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他们是一批可耻的败类，应当把范文程之流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可是我们现在却在为其大唱颂歌，将其与张良、诸葛亮、刘伯温并列为杰出历史人物。
在中国还有没有是与非？ 
 
第十案：“百日维新”案
 
百日维新，轰轰烈烈一百零三天，结果慈禧发动政变，光绪被囚於瀛台，维新党如鸟兽散，六君子被斩於菜市口。一段十分惨痛的历史。
这段历史究竟引出了什麽教训？
其一，依照牛顿第一定律，质量是物体惯性大小的量度。中国这个国家，最大特点，是质量太大。五千年历史，积淀太厚，如泰山，更兼数亿人口，决定了中国巨大的质量。如此巨大的质量，其惯性超乎想象。像一个质量巨大的星球，沿着自己固有的轨道运行，要改变其运行方向和轨道，谈何容易。有一本《趣味物理学》讲到如果地球突然停止运转会怎样，那将是一场灾难，所有地球表面上的东西都会被以极高的速度抛出去。因此，要想改变中国，首先必须充分认识和了解他巨大的质量所生成的惯性力。
一个并无实权的皇帝，一群毫无政治斗争经验的书生，二者结合，就要旋转乾坤。康有为说：“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就是这个“速”字，导致其最终失败。在菜市口慷慨就义的康有仁，批评其兄：“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恰是一语中的。
在中国，任何激烈的变革，都是不适宜的。你不可能用很短的时间，猛烈地改变中国，因为它的质量太大。牛顿已经用他的科学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
辛亥革命不是成功了麽？采用暴力的方式，彻底推翻了满清的封建统治。
辛亥革命是否真的成功，可以讨论。事实是，辛亥革命并没有给中国人带来福祉，他带来的是军阀混战。表面上看，革命是成功了，皇帝被打倒了。蒋总统取代了清皇帝。皇帝变为总统，不过是变更了一个名词，但专制依旧，腐败依旧，中国人民的痛苦依旧。
像是钟摆，摆过去，再摆回来。又像只苍蝇，飞了一个大圈，终又回到原点。
这就是我们中国，那些固有的东西太厉害了，孔孟之道，封建传统和意识，已经成为我们中国文化DNA的一部分。
人心思变，换一拨人来治理中国一定比原先那帮人强麽？也许是前门缉盗，后门进贼。只要我们文化中的DNA不变，无论我们如何努力地铲除杂草，后来滋生出来的，遗传基因不变，仍是杂草。
改革者需要的是耐心和韧性，不是一蹴而就的幻想。
中国的改革，一定不能快，只能是一看、二慢、三通过。
其二，以慈禧为代表的保守派（既得利益集团）发动政变，保住了他们的政权和既得利益。他们没有想到，改良派被压下去，革命党正好乘势而起。革命党比改良派更可怕，他们不是要在现有体制上修修补补，他们要使用暴力，彻底推翻旧政权。先是暴动，接着是社会动荡。溥仪一伙被赶出故宫，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流落到天津，装在许多大箱子里的财宝也被人掏空了。以后被日本人搞到东北当傀儡，几乎性命难保。接着被苏联人捉去蹲大狱，尝尽颠沛流离之苦。回来后又接受劳改，一生坎坷艰辛，正是慈禧作的孽。保守派（既得利益集团）既没有保住他们的政权，也没有保住他们的财产，他们的子孙后代甚至成了丧家之犬。从他们以后的遭遇来看，他们当初反对维新实在是愚蠢至极。“百日维新”，无论对改良派还是保守派（既得利益集团），都是一次极好的机遇，如果两方面都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就会有一个双赢的局面，中国从此走向富强，他们也会从中得到好处。
有时我真想写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寻找共同点”，改革派与保守派（既得利益集团）是有一个共同点的，那就是，不要发生动乱。一旦发生动乱，改革派的理想灰飞烟灭，保守派则将失去他的一切，不仅既得利益难保难守，就是身家性命也难保障。民主与共和，是全世界的趋势，就像地球的转动一样，无法逆转。保守派当然是明白这一点的，他们之所以顽固，无非是想保住自己的利益，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保住自己儿孙们的福祉。但顽固不能太过分，慈禧的错误是太过分，不给改革派些许留一点发展空间。这位老太太，“戊戍政变”三年后终于认清了形势，公布上谕：“决意变法，母子一心。”并仿照“百日维新”的做法，实行一系列“新政”。可惜，为时已晚，各种矛盾激化，终于发生革命。
“百日维新”也是一个舞台，各种精英人物，纷纷上台亮相。其中我最欣赏的是谭嗣同。
比较俄罗斯人的强悍，日本人的强悍，中国人的民族性里，缺少一点刚性。有一个帖子里说到世界上挨打最多的十个国家，中国位列其中。
在中国历史上，像岳飞、谭嗣同这样的英雄，历代都有，但他们的下场都不大好。中国的统治者向来不大喜欢这类人，使用的方法是“枪打出头鸟”。鲁迅说：“别国的硬汉比中国多，也因为别国的淫刑不及中国的缘故。”
谭嗣同说：“各国变法无不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中国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引颈以对屠刀，全无怯色，何等慷慨。
我们中国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慷慨男儿。
“请自嗣同始”，五个字，如砧上锻钢，铿锵作响。我们这些浑浑噩噩的人，总该受到一些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