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刊文分析我国富豪家族三大来源一为草根崛起 二为体制内起步 三为红色家族。

      新华社主办的《半月谈》近日刊文称，在中国事实上形成的新富家族，未来产生的影响将是多方面的。要防止中国形成事实上的家庭势力垄断，以下两大方法，足资借鉴：其一是高额的遗产税，其二是限制政治与商业的结盟。、

　　中国的富豪家族三大来源。

　　其一为草根崛起。

　　最典型的是浙商和广东商人。其特点是，白手起家，几乎没有任何背景，一步步在激烈竞争中壮大，最后经十年乃至几十年的浸润，造就财富家族。
　　在浙商中，茅氏商业家庭的茅理翔最初以生产打火机起家，后来其子茅忠群开始进军厨具行业，最后成为行业龙头；其女儿女婿则成为外协厂商，另起炉灶。
　　在广东商人中，卢氏兄弟历经十多年奋斗，遂造就万和在热水器行业的国内龙头地位，成就了兄弟型的商人大家庭。而在内地，四川希望集团的刘永好几兄弟，也有类似创业经历，不同的是，刘氏兄弟后来分家，形成了泛商业家族。
　　这类商人，多集中在竞争性产业领域，其从事的行业，多为中国市场化最彻底的行业。

　　其二为体制内起步，以商人终结，或者本身亦官亦商。

　　最典型的为苏南商人。其特点是，创始人最开始在体制内谋得执掌一家企业的机会，后来通过改制，成为股份制企业的实际掌控人。
　　最为典型的，在中国大陆当数TCL的李东生。李本为惠州市政府委派到企业的体制内管理人员，通过增量式改革，最后获得了企业控制权，李亦成为内陆世富。而在青岛，双星总裁汪海也是通过改制终于从体制内的经营者，转变为独立的商人。

　　其三为红色家族。

　　这种类型的商人家族，拥有深厚的政治资本，故起步高，容易获得社会资源。
　　这些红色商业家族，多从事一些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等产业。房地产行业亦多为红色家族钟情的领域。

　　新富家族的未来

　　在中国事实上形成的新富家族，在未来产生的影响，将是多方面的。
　　在发达的商业国家，商人家族能够持续三代的，非常少见。由于信奉比较完全的市场经济，他们往往面临着激烈的竞争，要保持几代非常困难。
　　相反，在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由于商人与政治人物的普遍关联，商人家族传承更为久远，韩国的三星集团，已到了第三世，日本的三菱、住友，更是数世传承。中国未来的商业家族，很有可能如日韩。
　　但日本和韩国的商业豪门，在近几年中，频频出现危机，足可为中国新富家族所鉴。现代集团的崛起，离不开政治势力的扶持，但是，“政治献金”事件，也正是由于介入政治过深引起。在日本亦如此，而被称为“新时代首相”的鸠山，其使命之一，就是铲除政商铁三角。
　　先天的出身差异，则必然造成人生成就的差异。出身豪门家族，在人生的起点上，就赢了第一步。小超人李泽楷在电讯盈科危机重重的时候，也可以靠其父李嘉诚在背后买单安然度过危机。而多数无背景的企业家，资金一出问题只有死掉。
　　特别是在一些需要大资产及政策扶持的特殊行业，有政治背景的大家族，更是占尽先天优势，在另外一个意义上说，其实也是一种不公平。有无政治背景，而非有无经营才能，成为进入某些领域的衡量标准，客观上阻挡了大众创造财富的机会。
　　在国外，防止商业大族事实上的世袭与垄断主要有两大途径，其一是高额的遗产税，其二是限制政治与商业的结盟。

　　在未来，要防止中国形成事实上的家庭势力垄断，以上两大方法，足资借鉴。

　　草根崛起代表
　　靠饲料起家跻身胡润百富榜
　　1982年，改革开放初期，刘永言、刘永行、陈育新(刘永美)、刘永好兄弟四人卖掉手表、自行车，一共凑齐发家资本1000元，成为农村改革后第一批养殖专业户。
　　1989年，在老二刘永行与老三陈育新共同研制出新型猪饲料后，刘氏产业又一次大转移，他们将10万只鹌鹑全部宰杀，靠希望牌饲料把刘氏家产养得又肥又壮。
　　经过近20年的发展，从当初的四川新津县新良种场到今天的希望集团，他们已成为拥有近百家企业，年销售收入80多亿元的“中国饲料大王”，成为中国新兴企业发展的典型代表。
　　1992年对刘氏兄弟来说意义重大。刘氏兄弟的产业出现第一次分化：老大刘永言向高科技领域进军；老三陈育新负责现有产业运转，并且开拓房地产；老四刘永好跟随二哥到各地发展分公司，建饲料场。
　　1996年，刘永好组建新希望集团，并于1998年在深交所上市A股。
　　1996年，刘永好发起成立民生银行，并任副董事长。
　　2000年4月，刘永好收购科讯，正式涉足IT业。
　　刘永好个人财富已达到290亿，近年来在“胡润百富榜”一直名列前茅。
　　父子创业撑起一片天地
　　自计划经济时代起，茅理翔就开始在企业工作，做了10年会计、10年推销员。1985年，茅理翔开始承包慈溪无线电九厂。在北京电子技术研究所几位朋友的帮助下，上世纪80年代末，茅理翔开始研究电子打火器，不久，一种新型的电子打火枪问世。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他发明的这种电子打火枪开始大量出口，被外商誉为“世界点火枪大王”。
　　1995年，55岁的茅理翔二次创业，成立方太厨具有限公司。茅理翔任董事长，其妻张招娣任监事会主席，儿子茅忠群任总经理。
　　2005年方太创业10周年，茅理翔从方太董事长一职退休，转任集团主席。
　　经过父子俩 10多年打拼，“方太”成为中国驰名商标和中国名牌。在2007年6月“世界品牌实验室”颁布的“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榜单中，方太以 38.62亿的品牌价值位列同行业第一。

　　体制内起步代表
　　国企改制时取得控制权
　　汪海退伍后，进入青岛橡胶九厂工作，1983年已经干到了青岛橡胶九厂的党委书记，是传统意义上的一把手。这一年，青岛商业部门拒绝销售工厂已经完成生产的200万双解放鞋，橡胶九厂被逼到了绝境上。
　　在生存的压力之下，汪海带着员工走向市场，200万双解放鞋被他们装入行李，走向广大的乡村，一个点一个点地“推销”，这个后来叫做“双星鞋业”的企业，开始了自己的渠道建设。
　　1991年，青岛双星运动鞋联合公司与青岛第九橡胶厂联合成立了双星集团。集团的核心企业为第九橡胶厂，紧密层级企业为双星鞋厂、双星橡胶鞋厂、黄岛运动鞋厂、胶南运动鞋厂为代表的8家企业，彼时双星集团已经拥有成员单位29家，并建立起全国的销售网络。
　　1999年，双星集团改制成为国有独资企业，汪海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也正是在这一年，双星集团旗下的上市公司青岛双星国有法人股中的3000万股实施股权激励制度。
　　2002年，双星名人公司成立，其中国有净资产为1416万元。均为双星集团旗下鞋类业务的主要资产。青岛国资办公室决定，双星名人的这1416万元净资产中，用于股权奖励400万元，期股奖励523万元，剩余的493万元由汪海等管理层以自然人的方式现金购买。
　　双星集团涉鞋类资产的私有化改制大幕由此拉开，最终汪海持有双星名人21.88%的股权。

　　趁企业上市时变成亿万富豪
　　1978年的春天，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届新生，李东生走进了广州华南工学院的大门。
　　1979年，国家把深圳设为经济特区，吸引了不少香港商人前来投资建厂。李东生的家乡广东惠州，距离深圳只有两个小时的车程，这里自然也成了开放的前沿。李东生上大三的时候，全国第一次批了12家中外合资企业，其中一家叫TTK的合资公司就建在惠州。当时四个喇叭的收录机正在全国流行，TTK厂里做的磁带自然也就卖得很好。一个只有42名员工，仅凭5000块钱和几间旧仓库起家的企业，就能有如此大的活力，这让李东生感到很震撼。
　　大学毕业后，李东生被分配到惠阳地区科委当一个普通的干部。1982年，李东生由政府委派进入TTK，成为一名普通技术工人。
　　1985年，TTK决定和香港长城电子公司合资，再成立一家企业，专门生产程控设备和电话机。只有28岁的李东生被任命为这家叫TCL通讯设备公司的总经理。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TCL电话机的销量就已经是全国第一了。
　　之后，李东生带领他的团队开始研制生产彩电。只用了三年，TCL彩电就跻身全国彩电三强，有了这次的成功，TCL开始向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家电领域全面渗透。
　　上世纪90年代中期，TCL与惠州市政府签订一个为期五年的协议，TCL把从成立到改制当年创造的整整三个亿的资产，全部划归惠州市政府所有；而改制后，则要设定一个企业年增长目标，超出目标的部分可以按一定比例奖励给管理层或对公司有突出贡献的员工。
　　1996年，TCL开始实行股份制改制，并在2004年顺利上市。TCL成功上市后，李东生个人资产市值高达11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