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樊更名襄阳

襄樊更名襄阳一“字”之改成本过亿

　　在“90%的民意赞同”和当地政府的积极运作下，湖北襄樊市终于又叫回了那个响亮的名字——襄阳，就是《射雕英雄传》中郭靖、黄蓉当年抗击元军战斗过的那个襄阳。当地招商引资此后终于可以避免被误认为“湘潭”的尴尬。名正则言顺，人们希望花费过亿换来的新名字可以带来更长远的收益。然而在众多地方踊跃更名的鼓噪背后，或许应该思考：对自己所在城市的历史积淀和文化传承，我们真的在乎吗？

　　2010年12月24日，尽管火车站候车大楼上还矗立着“襄樊”的巨字，但在半个月前，这个车站所在的城市已经更名为“襄阳”。

　　2010年11月26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湖北省襄樊市更名；12月9日，襄樊市宣布正式更名为襄阳市，其下辖的襄阳区更名为襄州区。

　　更名后，襄阳市行政区划不变，辖3个县级市、3个县、3个区，以及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各1个和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目前为湖北省第二大城市。

　　更名襄阳“顺乎90%的民意”

　　赞成者：“叹这一字之易，因其力挽狂澜之勇气，拯救历史之决心！”反对者：“到底有什么必要？搞过什么科学论证？”

　　按照襄阳市委宣传部新闻通稿称，由“襄樊”更名为“襄阳”，最早是由社会各界群众自发组织，2001年起，数年间都有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议案和提案，建言城市更名为襄阳。2008年，又有24位人大代表和185位政协委员强烈要求复名。与此同时，很多襄阳籍的海外华人华侨，也通过不同渠道提出更名襄阳，一些网站还相继开辟论坛，发帖呼吁恢复襄阳。

　　2010年12月9日，襄樊市召开更名工作会议，市委书记唐良智将更名的缘由和意义概括为“尊重历史”、“传承文化”、“顺乎民意”和“推动发展”。他说，城市名称是城市公共产品，应当尊重群众意愿，符合公众的心理感情和审美追求，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襄阳市委宣传部的通稿称，民意调查显示，90%以上民众赞同更名襄阳。

　　从“襄樊”到“襄阳”仅一字之改，却立即在网络引发争议。赞成者“叹这一字之易，因其力挽狂澜之勇气，拯救历史之决心！”反对者则质疑“到底有什么必要？搞过什么科学论证？”“这不叫改名，准确地讲应该称为复名。”去年12月21日，襄阳市委党校教授、文史专家晋宏忠对本报记者说。现年71岁的晋宏忠是《中国历史大辞典》、《二十五史人名大辞典》编撰人之一，也是襄樊市向湖北省及国务院更名上报材料的执笔者。

　　晋宏忠介绍，解放初，襄阳和樊城都是襄阳县下辖隔汉水相望的小镇。1950年5月，两镇组建襄樊市，隶属湖北省襄阳行政区专员公署，1955年改称湖北省襄阳专员公署，1979年改称湖北省襄阳地区行政公署。1983年8月撤销襄阳地区，其行政区域并入地级襄樊市。“若1983年撤地设市时，直接设为襄阳市，便会少了现在这么多周折。”

　　晋宏忠说，襄樊这座城市曾经有过许多名称，但存在时间最长、承载历史最多、影响范围最广的，是以襄阳命名的阶段。春秋战国时，楚国就有襄阳这个行政建制；真正建县制，是在公元前206年，距今已有2216年历史。

　　东汉建安13年，也就是公元208年，设立襄阳郡，此后襄阳一直是州、府、道、县的治所，素有“南船北马”、“七省通衢”之称。在长达两千多年历史中，襄阳这个名称与众多历史事件、故事、人物相联系，如卞和献玉、三顾茅庐、李自成称王等，都被打上了“襄阳”烙印。还有很多历史人物如伍子胥、武圣人关羽、诗人孟浩然、诗圣杜甫都曾与襄阳结缘；《三国演义》120回中，有32回发生在襄阳。

　　在众多更名的拥趸者的论点中，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描写的“郭靖、黄蓉守襄阳”的故事甚至也屡被提及。

   老市委书记承认当时考虑不周

　　“当年撤销襄阳地区设立襄樊市，一是缺乏文化传承理念，二是为了照顾襄阳和樊城两地干部的情绪。”

　　对于襄樊的更名，广泛的说法是源于《人民日报》2001年10月9日《襄樊何不称襄阳》一文，作者李辉认为，“襄樊”虽然用了50年，但与2000多年的“襄阳”相比，50年只是一瞬而已。“襄阳”名气太大、文化底蕴太深，早已融进中国人的记忆。

　　作为更名上报材料执笔者的晋宏忠承认，李辉的文章促进了襄樊复名的进程，但根本原因在于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提案和议案。

　　还有更深刻的原因是，自2000年起，襄樊市在对外招商引资的过程中遭遇到的尴尬。曾有襄樊市领导带队出访招商。说到襄樊，人家往往听成“湘潭”，以为是湖南的城市，市领导连忙解释，襄樊古名襄阳，就是刘备三顾茅庐的地方。对方一听，立马肃然起敬。“一说襄阳，招商引资就容易产生认同感，很容易谈。”

　　2008年，24位人大代表和185位政协委员再次强烈要求复名襄阳，襄樊更名遂正式启动。当年8月21日，湖北省民政厅批复同意襄樊市民政局上报更名材料。8月26日，民政局召集襄樊本地多名专家开会，会上分工由晋宏忠主笔起草更名上报材料。

　　8月27日，市民政局区划地名科科长李仕华和晋宏忠一起，拟出几千字的《襄樊市更名为襄阳市的请示》，传真给湖北省民政厅。晋宏忠说，那份请示特别提到，市人大和政协搞的民众问卷显示，80%民众同意更名，10%反对，约10%持无所谓态度。（这与襄阳市委宣传部通稿中“90%民众同意更名”略有出入。）

　　同年12月初，襄樊市接湖北省民政厅通知，省长办公会已同意襄樊更名意向，但所报的请示内容不完善，仅说了改名之后的好处，没有提及不改名的弊端。

　　于是，该市重新起草材料，将《请示》中的“更名”改为“复名”。2009年1月5日，由市长李新华签发文件上报。很快接到国家民政部通知，专家论证会于2009年1月16日在北京举行，将由襄樊市代表出面“答辩”。按照程序，通过民政部邀请专家论证后，才可报国务院。

　　恰逢此时襄樊市委书记唐良智正在中央党校学习，所以“答辩小组”成员由市委书记唐良智、市委统战部部长刘德政、民政局主管地名的纪检书记朱成珍、区划地名科科长李仕华、文史专家晋宏忠和记者邹嘉斌组成。

　　晋宏忠解释说，之所以请记者参会，是因为现场要播放一段视频，除了襄阳简介外，还有当年撤区设市的市委书记张怀念的一段讲话。在那段视频里，77岁的张怀念承认“考虑不周”：当年撤销襄阳地区设立襄樊市，一是缺乏文化传承理念，二是为了照顾襄阳和樊城两地干部的情绪。

　　当天，参加论证会的13名专家全票通过了襄樊更名为襄阳，随后报国务院审批。

　　到2010年11月26日国务院批准，历时22个月。

     襄樊没了 年轻人失去了归属感

　　“我出生在襄樊，我的襄樊从此就不存在了！”

　　李俊勇是襄阳拾穗者民间文化工作群的成员之一，自称用“草根眼光、专业态度”探究民间文化，是襄阳更名的拥护者。他认为，襄阳是个有深刻内涵的文化符号，应该利用这个符号为襄阳人民谋福利。

　　在襄阳古城街头，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受访者，年长者大多表示应该更名为襄阳，也有人表示叫什么都无所谓，只要让老百姓得实惠。

　　但李俊勇在上海读大学的女儿对此却不能接受，襄阳宣布更名当天，女儿便打来电话：“我出生在襄樊，我的襄樊从此就不存在了！”

　　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年轻人来说，突然的改名或许让他们一下失去了归属感。

　　马然，19岁，四川某大学大一学生，毕业于襄樊市24中。对他来说，上小学时大人们鼓噪的事，如今真的变成了现实，突然一下子家乡“襄樊”没了，总有一种心中有东西被掏空了的感觉。

　　与众多学者意见相左，马然认为襄樊更名为襄阳，“虽然名气不小，但大气不足，有以偏概全之嫌。”他认为，“襄樊”这一地名则很好地包含了“襄阳”、“樊城”这两座中心城区，听上去也很大气。而“襄阳”无形间缩小了襄樊地区的地域和文化范围。

　　马然说，襄樊并不是一个不曾发展默默无闻的小城市。在旅游方面，襄樊凭借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成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特别是在央视中国魅力城市评比中，襄樊从600多个城市中脱颖而出，被评为“十大魅力城市”之一。

　　他举例说，石家庄市曾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村庄”，民间一度热议为其改名。但2009年8月，该市政府明确表示没有改名规划。为什么民间讨论得“热气腾腾”，而官方却报以“冷冷清清”的态度呢？原来，据有关专家估算，若更改石家庄市名称，废旧换新，没有10亿元人民币是完不成的，而不可估算的经济损失要远远大于此。

　　城市更名最怕的是折腾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只有发展了，自然就会全国有名。

　　湖北省襄樊市更名为“襄阳市”，又一次为“城市更名运动”推波助澜。

　　2010年12月5日，天涯、猫扑及华商论坛《已将襄阳还襄樊，可把长安归西安？》的帖子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西安市民政局区划地名勘界处表示，每年西安市两会都有这样的提案。尽管长安作为一个古地名，是一个文化符号，但与现在西安的行政区划不太一致，而且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规定地名不宜随便变更。

　　民政部地名研究所所长刘保全认为，近年对古老地名随意更改、废止的现象时有发生。有的地方改名理由虽冠冕堂皇，但实际背后却是强烈的利益诉求。改变、废弃古老地名，在当时背景下虽有一定道理，但将其放到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看，则极少有合理性，实质上会造成对历史文化资源的严重破坏。

　　事实上，城市名称短期内多次修改已有先例。1994年10月，湖北省荆州地区、沙市和江陵县被撤销，设立荆沙市。沿用千年的荆州之名一朝被废，引发众多争议。两年后，国家恢复了被改掉两年的“荆州”之名。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中国行政区划与地名学会行政区划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周振鹤指出，地名要保持严肃性、延续性，除非是影响到民族尊严，有损政治文化的名字才需要改。城市改名也要本着科学、谨慎的态度衡量利弊，规范操作，盲从跟风损害尤烈。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民意与舆情调查研究中心主任胡伟也认为，历史文化遗产属当地全体人民所有，如要更名，就须征求当地人民认可。《地名管理条例》中明确提出，“可改可不改的和当地群众不同意改的地名，不要改”。

　　有网友评论说，三十年前，深圳不存在，而现在人家是特区；三十年前，义乌没有名，现在一提到小商品，就第一个想到人家。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只有发展了，自然就会全国有名。如果把主要精力放在折腾上，你就是改成了“诸葛亮市”，改成了“郭靖黄蓉市”，还是皮球是皮球，鸡蛋是鸡蛋！

　　更名成本一笔宏大的开支

　　修改各种地图、公章、证件、招牌等行政成本将至少达1亿元

　　2010年12月22日，襄阳市委、市政府门前的大牌匾已经更换，但其侧门旁公安值班室的牌子上还是“襄樊市”字样，而市内各建筑物包括火车站，“襄樊”字样比比皆是。按照该市更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通知，各单位印章、牌匾及公文版头的更换工作，要在2011年1月1日前完成。

　　记者在襄阳街头牌匾制作行了解到，一块高2.5米的标准不锈钢牌匾的价格在420~450元之间。

　　晋宏忠表示，在起草更名上报材料时，已经考虑到行政成本这个问题。虽然只是襄阳更名，可全国是一盘棋。世界地图，中国地图，省、市、县、区地图的改版重印，市、县、区、乡、镇、村所有单位公章、财务章，检查、核定、证明、记录等各类印章的变更，标牌、标记、牌匾以及各类户籍、身份证、毕业证、工作证的变更，出版物、公文纸、红头文件纸，以及单位信笺等带有“襄樊”字头的印刷品都要废弃重印。修改各种地图、公章、证件、招牌等都会产生成本，整个行政成本将至少达1亿元。

　　他同时坦承，在更名上报材料中，并没有列举估算这些行政成本，“因为民政部要算这个账，国务院要算这个账。”

　　此次更名，襄阳极为低调，当地媒体报道称，襄阳市明确提出，坚持从简办理，坚持厉行勤俭节约，不搞庆典活动，不邀上级部门和客人，不举办专门的更名活动。即便如此，襄阳当地学者分析，此次更名在全国范围内的行政成本将超过一个亿，但同时也估算，长远的收益将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这显然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