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赶“低素质人口”就能缓解城市病吗？这一问题成为北京两会的焦点话题。对此，不少代表委员表示，人口调控不能把北京封闭起来，不光做“减法”，更要做“加法”。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副部长贡森则直言，驱赶“低素质人口”只会加重城市病。

联想起不久前，一些郊区纷纷“封村”，清理“小门店”，赶走路边小摊小贩，让人感到这一“嘴上说说”的政策已经开始“悄悄进村”。据说这一“顺义模式”效果很明显，一夜之间城市就让生活更美好了。甚至有居民说，低素质人口走了之后，房价更加精神了，和高尚社区直接接轨了。“赶人”成了救治城市病的特效药，而且一抓就灵。

的确，2020年北京常住人口预计将达2500万人，远远超出城市总体规划中“控制在1800万人”的目标。病急乱投医，说不定也可以先缓解点病情。箭杆是先拔了，可是留在骨头上的毒呢？这个毒就是城市化理念误入歧途。

历史经验表明，北京数次的人口控制最后都走向另外一个无解的循环。此次也不会例外。谁是“低素质人口”？民工身体素质好是不是高素质？如果学历低是低素质，那么咱买个西太平洋大学的文凭算不算？如果这个小区都是高素质，那么抽水马桶坏了，我是不是只能喊“王博士来给我通一下马桶！”这样的“高素质社区”谁还敢住？真把“低素质人口”都赶走了，我看过不了多久你也得蓬头垢面。

有人说“低素质人口”既影响城市形象，也妨碍城市升级发展。这种城市“进化论”其实是最危险的病毒。城市不是高楼大厦的展览中心，也不是无限发展的永动机。纽约曼哈顿有动辄百万美元级的小公寓，也有流浪艺术家、知识分子的栖身之地，还为乞讨者、街头小贩和无家可归者留有空间。社会学家米切尔杜尼叶形容“在同一时间、同一街道、同时向富人与无家可归者、博士和文盲敞开着”。

“低素质人口”不是扭曲的城市化的替罪羊。发改委研究员袁崇法认为，问题在于对北京的过度投资，已超过了城市可承受的极限。这样的发展观最终会导致建筑大师布朗齐的一个寓言：“城市就像一个卫生间：你可以建一个想多大就多大的浴室，它可以是1000平方米甚至更大，但（你永远）只有一个屁眼”。有洁癖问题还不严重，弱势人群很难讨价还价，让他们走貌似街道干净了些，但是一个不人性化的、追求无限发展的城市“没屁眼”才是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