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

　　“空谈误国，空谈恐怕还少些，但清谈不少，清谈也误国”，说出此话的，正是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而说这番话时，还是上世纪90年代，他还只是上海的“一把手”。

　　1987年12月至1991年4月，朱镕基先后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兼市长。其间，时逢上海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财政收入滑坡、工业不景气、市政基础设施陈旧、政府部门官场气息犹存。而刚直不阿的朱镕基，上台后从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入手，大刀阔斧实施了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举措，为上海国际金融都市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退休10年后的今天，朱镕基在上海的一系列讲话、信件等集结出版。《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将于今日由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大约两年前的2011年9月8日，《朱镕基讲话实录》(四卷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更早前两年，《朱镕基答记者问》成为畅销书。

　　事实上，朱镕基是个低调的人。2003年3月从总理任上退下来后，鲜少公开露面。朱镕基的堂兄朱天池曾经为他写过传记一本，讲述朱氏家族和朱镕基的奋斗历程，但朱镕基一度拒绝阅读。

　　如此低调的一个人，为何连续出书?书稿又是如何选择?当年的许多言论与现实不谋而合，是巧合还是刻意?对此，南方都市报专访了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详解出版始末。

　　朱镕基本人参与全书审定

　　南都：这是朱镕基第三次出书，为什么三次都采用讲话实录或者答记者问的这种形式?

　　黄书元：“实录”和“答问”从形式上就可以看出，它是对历史的再现，就是把一个历史画卷原汁原味地展现在广大读者面前。此前两次出书很受读者欢迎，在全国都产生重大反响，社会和经济效益都很好。说明这种形式也很受广大读者的喜爱。

　　南都：你们是如何收集到大量文稿的?三次出书，间隔都是两年，有什么含义吗?

　　黄书元：过去我也讲过，朱镕基著作出版，出版前资料收集整理工作难度很大，他办公室工作人员从2003年就开始了相关资料收集整理工作。2007年成立了编辑组，编辑工作也是一项十分浩大的工程，《朱镕基讲话实录》(四卷本)是从1500多万字中选出来的，这次出版的《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也是从300多万字中选出来的，因此，只有整理好了，书稿成熟了，才能拿出来出版，是瓜熟蒂落，并非特别选择某个时机。

　　书的责任编辑是“任民”，就是“人民”的谐音，因为责任编辑和校对都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团队，一个集体。“人民”指的是人民出版社的队伍，也包括所有的编辑组成员。

　　南都：朱镕基本人参与整理了吗?

　　黄书元：他当然看了文稿，自己审定了30多万字的全稿。他的著作出版从选稿到定稿都是在他的亲自指导下完成的。

　　朱镕基对封面这张照片很满意

　　南都：这次的封面依然选择特写，和上次的《朱镕基讲话》封面很相似。

　　黄书元：一脉相承，都是讲话嘛，所以封面大体一致。

　　这张照片是朱镕基当时在上海的照片。这也是根据朱镕基办公室意思挑选的，他们认为这张照片能够反映朱镕基本人的风貌。朱镕基本人也看过，很满意。

　　南都：以后还会继续就朱镕基的讲话或言论出书吗?

　　黄书元：这就要看有没有资料了。如果有，还会继续出。但目前我认为，可能暂时需要等一段时间，这已经是第三次、第六本书了。

　　内容并非影射当下

　　南都：这次为什么选择朱镕基在上海的讲话?

　　黄书元：他在上海的这段时间，无论对他个人还是刚进入市场经济的上海而言，都非常关键。从全国层面看，正值我国经济改革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经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当时的上海，财政收入滑坡、工业不景气;市政基础设施陈旧，住房困难，士气不振等等。上海作为重要的直辖市，面临形势相当复杂。面对此局面，朱镕基从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入手，推进经济体制改革，采取了一系列改革开放措施，着力解决“菜篮子”、交通等问题，并一手启动了浦东等新区建设，有很多成就。

　　南都：其中一些内容和当下局势紧密相关，这是刻意挑选的吗?

　　黄书元：前面讲过，我们出版的朱镕基著作是“实录”，是对历史的真实再现，是把朱镕基同志过去工作中重要的、精彩的部分呈现出来。在书稿征求意见过程中就有不少中央部门和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反映，书中很多内容和目前从中央到地方都在进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很契合，是一部很好的教材。这说明，这本书的出版，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觉得，这无论对于作者、对于我们出版者还是对于广大读者都是一件好事、一件有意义的事。

《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今日出版

　　批示谈改革：呜呼上海，不改革，要完蛋

　　经朱镕基之手批示的文件，常常有很长一段批语。比如1991年1月12日，中共上海市委研究室《内部资料》增刊总第1期上发表了调查报告《对“投资黑箱”的初步剖析与若干建议》。“投资黑箱”是上海市一些外国投资商对投资项目批准后，申请项目基本建设开工这一漫长而复杂过程的描述。报告以大量资料列举了外商在这一阶段中需通过上百个关卡，盖上百个图章。也剖析了“投资黑箱”内涵及消极影响，分析了其特点和成因，并提出了九条改进建议。看完报告后，朱镕基便在报告上方批语，称对待官僚主义，“不改革，要完蛋”。

　　以下为批文全文：

　　此文可称“官僚主义大全”，呜呼上海，不改革，要完蛋。请送与“黑箱”有关的所有人员看看(如有一万人，就印一万份，市政府出钱)，议论一下，看这样下去，浦东能否开发，上海有无前途，然后请叶龙蜚、杨昌基同志拿起大斧来砍。我希望不要一砍又要砍几年，成为另一个“黑箱”。我只提一句忠告，我们为什么要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呢?!

　　朱镕基　1.31

　　《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摘录

　　“我觉得陪会是我一个沉重的负担”

　　自曝曾给自己提出“五戒”，但现实却让自己经常“犯戒”

　　我有一个建议请大家考虑，是不是可以少搞点形式主义的东西?我们的工作方法要改善一下。我一到上海来工作，就给自己提出“五戒”，即不登报、不上电视、不剪彩、不题字、不受礼。现在，我经常“犯戒”。不登报，记者不答应，非要登报不可。我现在每个星期要去一个工厂、一个区、一个县、一个局。如果都要报道，天天报上都是我，这有什么好处呢?我哪有这么多好思想、好点子呢?登它干什么呢?不上电视也不行。当然，我下厂绝对不允许电视台记者来，但有时候接待外宾，接待外国总统，不让拍电视也不行，这也还得上。不剪彩做到了，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剪过彩，任何人找我剪彩都不剪。题字，一概拒绝，到目前为止，我没有题过字。不受礼也做到了，接待外宾受礼，我都上缴。但是现在活动还是太多，我觉得陪会是我一个沉重的负担。哪里有成立大会，哪里有喜庆大会，都要坐在那里陪一会儿，你不出席，就会引起很大误会，是不是你不重视这方面?另外，什么人来了你都要见，这样的话，使我不能真正冷静下来思考一些问题、调查一些问题。所以，我再一次向在座的同志呼吁：你们那些喜庆活动不要请我参加。搞这些活动，效果是不是都好?我也怀疑。现在会很多，今天这个表彰会，明天那个成立大会，我们要简化这些活动，我们自己多下去，到基层去解决问题，这样比较好。另外，什么评比呀、检查呀，我看要少搞一些。我想与市经委商量，除了国家规定的评比以外，上海不再搞什么评比，至少政府不搞，民间搞可以。有好多评比是形式主义。外国企业为了自己的生存，就得努力，他不靠评比推动，他的产品质量是竞争出来的，不是靠评比出来的。不要摊派，不要搞形式主义的检查、评比。一评比、一检查就要吃喝，也影响社会风气。是不是我们从这方面简政，让企业、老百姓的负担减轻一些。我相信，这也是调动、振奋士气的措施。我想就提这三个要求，包括我自己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做到，希望我们共同努力。

　　———1988年6月28日《对全市局级以上干部的三点要求》

　　廉洁政府，“我看关键是要从高级干部做起”

　　为政清廉，办事高效，做问心无愧的人民公仆。这些口号都是中央提出的，我们应该身体力行。“廉洁政府”和“高效政府”口号的提出，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欢迎。只有这个行动，才最能振奋上海人民的士气。

　　我们在4月25日提出这个口号以后，5月份我收到3696封人民来信，现在每天还有100多封。其中固然有一部分是要求解决自己的问题，如房子、职称、纠正冤假错案等，但还是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对政府提出建议，对我们干部进行监督。如揭发谁吃了、谁喝了、谁受礼了，人民群众积极性很高。尽管他们在来信里面说，你说了能不能做到，我们将拭目以待，但是这么大量的人民来信，还是说明人民群众对政府是关心和信任的。

　　这个事情，我看关键是要从高级干部做起，所以，市政府关于刹吃喝风、受礼风的决定主要是针对局级以上干部制定的。言教不如身教，你以身作则了，别人就会跟着来。现在先从我做起。有些问题是要靠法制来解决，要采用各种方式来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比如说，“七所八所”的问题，就是设在基层的税务所、派出所等等，他们都是直接跟人民群众打交道的。这里面确有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这些事情怎么解决呢?我觉得就是要严刑重罚，逐步健全法制。另外，就是要把每个所的工作范围、工作制度公布于众，让大家来监督，这样风气才能好转。现在我们准备在一个区、一个县先试点。上梁正，下梁才能不歪。只有我们的506个局长，包括区长、县长行得正、坐得稳，下面的“七所八所”才能够正。不然，人们是不服的。我可以向同志们讲，这几个月的情况还是不错的。所有揭发局长吃喝的材料，经我们查实，结果都与事实不是很符合。从政府系统来看，我们这506个局长目前还确实是规规矩矩地在那里认真工作，比较负责任的。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下去，社会风气是能够好转的。

　　———1988年6月28日《对全市局级以上干部的三点要求》

　　朱镕基曾“走后门”帮索尔兹伯里买机票

　　问题实在是太严重了，现在上海从机场、港口根本进不来，进来以后出不去，买不到票，局长那里留个票，处长那里留了票，科长那里留了票，到窗口根本就没有票了，完了你要买票，得走好多后门，想种种办法。

　　比如有个很有名的美国作家，写《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的那个(哈里森·埃文斯·索尔兹伯里)，他上次见我谈完话以后说，请你给我买一张飞机票，我想回北京，我回不去。这简直是笑话，要市长买票。我也跟他开了个玩笑，我说，这航空公司都不是我管的，我这个地方管不了中央企业，但我跟他们私人关系很好，我给你买一张票吧。

　　这实在不像话!要把层层留下的票想办法统一管理，不能走后门。现在外国人要走，只能买高价票，否则根本进不来、出不去，这怎么得了?这种情况下，外国人想投资也不会来，旅游也开展不了。现在我们确确实实对内要振奋精神，对外要改善上海的形象。

　　文件提出的十条措施很好，但我觉得这些事情落实很难。因为这些部门都不在我们管理之下，火车站归铁道部，港口归交通部，机场归国家民航局，他们是否都承诺了你们的任务?

　　这些事情我们要通过一定形式，召集有关方面讲一讲，最后形成文件，也要搞公开、透明，把目标、责任明确起来。

　　(编者注：当日上海市政府第十一次市长办公会讨论的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改善上海旅游、投资环境开展优质服务工作的决定(稿)》)

　　———1988年7月18日《在上海市政府第十一次市长办公会议上讲话》

　　“现在这样一种分配政策不利于党联系群众”

　　为什么现在党同群众的联系这么差?现在是党和权联系在一起。我们是执政党，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还没有做到在法律面前党员和群众一律平等，总是“刑不上大夫”啊。对这个现象，人民群众非常不满。所以群众说，共产党把党员标准越来越降低了，过去说为了人民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党员要“吃苦在前”，现在变成“同甘共苦”了，甚至连同甘共苦往往也做不到了。这个问题，如果不突出地讲不行。我们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还是有一些特权的。对这个问题需要提得高一点，得有一个办法。人大是最高的权力机关、立法机关，要发挥监督的作用，党在法律面前应该和群众是平等的。

　　现在这样一种分配政策不利于党联系群众。它不是哪一个党员的问题，实行这么一种政策，就脱离了大多数人民群众。根据调查，上海收入高的有十种人，这十种人的产生都是政策带来的。十年改革开放，从总体上说，政策是正确的，要坚持，但也产生了一些副作用。怎么掌握这个度?问题就比较复杂了。

　　———1990年2月26日对《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征求意见稿)》的几点意见

　　采写：南都记者葛倩实习生舒洁

　　图片：选自《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

　　(原标题：《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内容契合时局但并非刻意针对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