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老年人“移民”到互联网后，年轻网友普遍吐槽，爸妈的朋友圈、家庭群成了网络谣言重灾区。

　　何凌南，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大数据传播实验室副主任、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大数据网络心理学专委会秘书长。2019年1月，他的研究团队和腾讯公司联合发布了中老年人易感谣言分析报告。

　　中老年人为何相信谣言？他们是否面对更大的风险？如何治理中老年人网络传谣信谣问题？近日，《法制日报》记者就此进行了深入采访。

　　中老年人谣言鉴别力弱、受教育程度低、主观幸福感低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老年网民突破8000万人，中老年人上网状况及风险网络调查报告显示，网络谣言成为中老年网民群体遭遇比例最高的网络风险，部分中老年网民甚至成为信谣与传谣的主力军。

　　何凌南的研究对象是50岁及以上人群，他采取线上问卷调查方法，采集了34个省级行政区的1124个样本，分析了微信平台每日举报量疑似谣言文本296229条。

　　研究报告显示，在谣言认知方面，中老年人与其他年龄段人群大致处于同一水平；在传谣方面，相较80后、90后的青年群体，中老年人群体更具传谣倾向。

　　何凌南研究发现，中老年人呈现谣言鉴别力弱、受教育程度低、主观幸福感低的“三低现象”。相比于城镇中老年人，农村中老年群体更有可能传播谣言。

　　腾讯公司辟谣产品较真平台主编王杨告诉记者，中老年人易感谣言从内容来看大致分为4类：饮食养生类谣言，如食物相生相克、热苦瓜水能抗癌；疾病医疗类谣言，如某月将流感大爆发、被某种虫子咬了或染“新型艾滋病”；公共安全类谣言，如雪糕车偷小孩、3岁孩童被大狗吃了一条腿；公共管理政策类谣言，如退休金增减、农村补贴发放等。

　　“很多孕妇吐槽曾收到婆婆转发的谣言。”王杨和同事发起了线上搜集谣言活动，发现存在很多中老年人相信、转发育儿谣言的现象。育儿谣言涉及孕期、产后和新生儿哺育，例如婴儿喝羊奶好，用枕头能防止婴儿头颅变形，吃亚麻籽油能让孩子更聪明等等。

　　骗子利用中老年人关切利他心态，使他们成为谣言的二传手

　　接受采访的专家都认为，谣言精准利用了中老年人焦虑心理、知识缺陷以及缺乏对新媒介的分析辨别能力。

　　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与法律学院法律系副主任郑宁说，著名传播学者克罗斯曾提出一个谣言公式，即谣言流通量=问题的重要性×证据的模糊性÷公众批判能力。谣言的传播效果如何，既同事件与人们的关联性和重视程度有关，也取决于真实信息的透明度，同时受到公众鉴别能力的制约。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郑宁给出的原因是，中老年人大多没有受过综合教育，缺乏基础科学常识，日常生活中大多以经验主义判断各种事情。他们接受新事物的渠道主要通过口耳相传，对信息缺乏足够的分析辨别能力，容易被网络谣言误导成为易感人群。“宁可信其有”的认知取向、“我是为你好”的关切心态形成一股合力，推动谣言实现病毒式传播，甚至让一些早已被辟谣的信息沉渣泛起、死灰复燃。此外，老年人精神世界空虚，也使他们容易被谣言攻占。

　　中老年人“关切利他”的心态，被接受采访的业内人士、专家多次提及。郑宁说，谣言标题惯用赶紧转给亲朋好友、不转就会如何如何的套路，利用了中老年人的善意，使他们成为谣言的二传手。

　　“中老年人转发谣言同他们购买保健品并不是真的需要一样，而是把购买过程当成了亲情缺失的安慰剂。”何凌南说。

　　“不相信谣言却又转发谣言的背后，是想表达关爱、关注的心态。”王杨补充道。

　　何凌南通过观察发现，中老年人比同龄人更早学会使用电子产品的技能，会觉得很有面子。硬件设备容易获得，而信息素养、网络素养、科学素养这些“软件”的提升却相对困难。

　　中老年人相信谣言、转发谣言，不但与群体特质有关，很大一部分原因要归于谣言生产者、生产过程的目的性和手法。

　　“谣言的制造手法可谓专业，往往避谈现在、着眼未来，强调事件对身心带来的不良后果，以增强代入感。用‘你’进行指代，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有着较强的身份卷入度，产生消极情绪引发死亡恐惧。”何凌南说，网络谣言经过演化，破坏力已渗透到整个中老年人群体，进行“无差别式打击”。

　　炮制偏方制造季节性谣言；偷换概念编造科普常识；以“研究机构”“专家”名义嫁接晦涩难懂的科学术语；用危言耸听的语言制造时事热点谣言；用“有毒”“致癌”“致死”等刺激性词语抓住中老年人害怕生病死亡的恐慌心理；移花接木制作视频谣言……

　　何凌南说，这些谣言的产生与互联网追求流量、注意力有关，一些谣言带有特定的目的，例如营销某种商品，或者想把账号做得更有商业价值，以吸引流量或产生大的影响。

　　情绪传播是当下收割互联网流量的“王道”，很多谣言正是利用了这一点。王杨说，谣言往往使用能够激起情绪反应的措辞。

　　“谣言就像病毒一样反复出现，生命力顽强。人们攻克一种病毒，又会出现变种或新的病毒，容易产生、传播，而不易被消灭。”何凌南说。

　　网络谣言、虚假广告、网络诈骗、低俗色情是中老年人最易遭遇的四类风险

　　“有人让您花钱超过100元的，您跟我说一下，不要被坏人骗了。”王杨常常这样对母亲说。

　　王杨的母亲会跟她说哪个邻居听信了保健品推销，哪个邻居相信了传销，还要拉她加入。王杨和母亲之间的沟通还不错，母亲也很依赖她，辟谣相对容易接受。

　　王杨觉得容易相信谣言的人，相较其他人更容易掉进更深的陷阱。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研究员赵占领说，老年人听信谣言可能导致财产损失，影响身体正常恢复，甚至陷入网络传销。点击谣言信息中的非法链接，可能发生网络支付账号、网银账号被盗现象。

　　“网络谣言、虚假广告、网络诈骗、低俗色情是中老年人最易遭遇的四类风险。”郑宁告诉记者，中老年网民极易遭遇的网络诈骗包括保健品诈骗、红包诈骗、中奖诈骗，也有不少中老年网民遭遇过网络传销、理财欺诈、非法集资等。其中，保健品诈骗最为严重，这些用来诈骗的保健品，一般都会对中老年人的身体健康造成危害。

　　“有些中老年人只是谣言的易感人群，并不一定会按照上面说的内容去做，但有些人则可能成为受害者。”王杨说，一些老年人听信心脑血管疾病不吃药或乱吃药的谣言，可能真的会丢了性命。

　　应积极对父母进行网络反哺教育，帮助他们找到正确的接受知识渠道

　　中老年人知道自己转发出去的是谣言的时候，会不知所措，表现得很紧张，该如何进行疏导？

　　“我会说我先给你查查，然后告诉老人相关内容在哪里已经辟谣了，而不是简单粗暴地说‘这东西是假的，你不要信’。”王杨说，子女与父母沟通时应尽量表达尊重，不能有所谓的“智力优越感”。造谣者的手段很厉害，加之每个人都有知识盲区，都可能被骗，所以先要让老人知道相信谣言并不是件丢脸的事情，然后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把辟谣渠道介绍给父母。中老年人则要提高理性、提高科学素养和信息素养。辟谣产品应注重增强中老年人群体的易用性。

　　“新的技术容易在子女和父母之间划上一道鸿沟，最重要的就是多陪伴。走进网络新世界，他们需要我们的陪伴，正如我们幼时需要他们的陪伴一样。”郑宁与王杨建议，子女应该给予父母更多的理解和关爱，在教会他们使用新科技的同时，提醒各种不良信息的存在，不断增强他们抵抗谣言的免疫力。

　　“子女应积极对父母进行网络反哺教育，帮助他们找到正确的接受知识渠道。”郑宁说。

　　在这个问题上，何凌南认为，年轻人工作生活压力大、节奏快，与父母之间关系和情感连接变弱，对父母的关心度、实际交往的时间大大减少。以家庭为单位，让年轻人帮助父母提高素养防止谣言的方法，没有想象中切实可行。

　　“如同会骑自行车的人不一定能教会别人骑自行车一样，即使年轻人自己抵制谣言的素养相对高，也不一定就能当好教练。”何凌南认为，治理中老年人传谣信谣问题要交给一些专业机构。以往，人们把辟谣看作是一些政府部门的职责，今后，要鼓励更多的企业，尤其是互联网企业，把辟谣作为社会责任的一部分，快速生产和发布辟谣内容，利用社交网络，阻断谣言传播。同时，要生产中老年人看得懂、传得开的辟谣内容，增强辟谣内容的权威度和可信度。

　　“在中老年群体中，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权威程度和可信度更高，加大力度与政府和权威机构合作联动，可以让辟谣内容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何凌南说。

　　赵占领认为，治理谣言的问题比较复杂，需要多种手段结合。涉及违法犯罪的，公安机关等相关部门要及时打击，加大打击力度。许多谣言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大，社交平台应当采取措施完善谣言举报和处理机制，影响特别重大的谣言要在显著位置提醒用户。最关键的是中老年网友要提高辨别能力，不过，受知识、背景、经验的限制，这需要一个长期培养的过程。

　　治理谣言并非无法可依。郑宁认为，最佳辟谣方式应是政府权威信息供给、媒体及时跟进、网络自我净化三者联动协同完成。各级相关职能部门在运用科学缜密的监测手段，及时发布预警、正确处理和反馈信息的基础上，还需要与专业机构人士、相关企业、新闻媒体和公众形成合力，共同推动建立社会多元主体共治谣言的长效机制。

　　“难点在于对造谣行为的认定，法律惩戒程度不够，法律制裁难以达到预期效果。”郑宁说，从立法、执法到司法，再到公民的法治意识，都需进一步提升。要确立作为执法主体的不同部门的执法资格、执法范围和执法权限，建立常态化监管机制，避免职权重叠或产生盲区。要强化问责，加大对传播虚假信息者的惩处力度。（来源：法制日报 张昊 王卫 刘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