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最美丽的珍珠”黄蕙兰。Vogue杂志评选“最佳着装”中国女性，她压过宋美龄一头，得了第一。黄蕙兰是外交家顾维钧第二任妻子,南洋富商“糖王”黄仲涵之女。1904年负笈美国,后在伦敦与顾维钧相识,1920年结为连理,生子裕昌、福昌。1956年离异。

在中国近现代外交家中，顾维钧是声名最显赫的一位。他曾任驻法、驻英和驻美大使，1919年，拒签巴黎和约，维护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尊严，创造了“弱国也有外交”的神话。顾维钧一生先后有四位夫人。在他事业峰巅时的妻子黄蕙兰，对襄助其成名功不可没。

　黄蕙兰嫁给顾维钧后，自此成为贵妇人。她挟慈父之多金，依贵婿之显要，如鱼得水，左右逢源，活跃于国际外交权贵之中，“过着令人兴奋的日子。”

顾维钧是位才华出众的人才。外电评说：他“平易近人，有修养，无比耐心和温文尔雅”，是位博得世人“无限的敬意”的外交家。他勤政，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并时时注意自己的形象。他对黄 蕙兰一身珠光宝气，不以为然。他要求妻子“除了我买给你的饰物外什么也不戴”。他希望妻子取消母亲为他们订购的汽车，坚持使用前任公使使用的旧车。黄蕙兰认为享用父亲的钱是件自然不过的事。而且，黄蕙兰有自己的见解，她认为在外交场合有必要装潢门面。“这有助于使他们理解中国不能忽视，我们并非如他们想象的来自落后的国家。我们来自有权受到尊重的国家。”因此，在三十多年的交际舞台上，她挥金如土，为国也为己争光添彩。一外国友人写诗称她是“远东最美丽的珍珠”。

在最初的外交活动中，黄蕙兰不懂礼节，根据自己的喜恶，在接待宾客时任性安排客人的座次。顾维钧批评她：“这不是私人宴会，这是代表国家款待客人。”夫唱妇随。渐渐地，黄蕙兰成为顾维钧的得力助手，由于她懂六国语言，为人热情、大方，深受欧洲人欢迎，“被当做自己人看待”。在外交使团，夫人外交很重要，“法国以及别的国家要根据顾维钧和我的表现来确定他们对中国的看法。”黄蕙兰认为“我们是中国的展览橱窗。”连持“不同政见”的袁道丰（曾任国民政府驻巴黎总领事，顾维钧老友）也承认：“当大使太太是最适合黄蕙兰的胃口，与西人酬酢应答如流。也确有她的一套。很少有中国大使的太太能够和她比拟的。”顾维钧出任驻美大使时，宋美龄访美，黄蕙兰将大使馆的套房让给她，好出风头的黄蕙兰也谨慎地退出一切活动。就餐时，将自己与丈夫对面的餐席让给宋美龄。宋美龄接见客人握手时，她悄悄地递上浸过花露水的热毛巾。适时、得体又周致。一次，当众人称赞顾维钧为赢得国际承认中国的地位做出贡献时，宋美龄还特别提醒大家：“别忘了大使夫人也起了重要作用。” 黄蕙兰也自明，她的价值有一半体现在她雄厚的财力上。当时，使馆经费拮据，顾维钧的许多外交应酬都是黄蕙兰掏的钱。波特兰广场的破旧使馆，黄蕙兰觉得很丢中国人的面子，自掏腰包将其翻修一新。顾维钧回国内工作时，她一掷二十万美金购下北京狮子胡同陈圆圆的故居做公馆。父亲寄来大把大把的钱，她都交给顾维钧，要用，再向他拿。黄蕙兰热心公益事业，在伦敦积极参加战时救护工作。

顾维钧的职务在升迁，黄蕙兰的交际也更广泛。参加白金汉宫战后首次宫廷舞会，与英国大使和英王握手，出席杜鲁门总统就职典礼，几乎天天都有社交活动，使她倍感荣耀。

她大方、 热情，但恪守做人的尊严。

新婚后的第一次宴会上，一位外国大人物为她做诗，并试图与她调情。黄蕙兰机智地大声说：“维钧，那个老头想知道中国话怎样说‘我爱你’。”一个法国的外交官轻佻地对她说：“我认为中国人是可爱的——个子矮小，弯着腰趿拉着脚走路，而妇女则用缠过的小脚蹒跚而行。”黄蕙兰针锋相对，反问：“我丈夫像苦力一样趿拉着脚走路吗？我是不是一个缠足的小玩偶？”黄蕙兰是位交际能手，女人喜欢她，男人更喜欢。但她认为她那些异性朋友，仅仅是朋友。为自身的尊严，她恪守妇道。然而，外面总有些风风雨雨，顾维钧时有怨言。她说，她对老朋友的款待，只是出于礼貌。一次外交活动后，法国外交官有意撇开她的妻子，钻到她的车子里，坐在她与顾维钧的中间，伸手摸她。她斥其“住手！”，而顾维钧只在考虑他自己的事，竟全然不知！黄蕙兰觉得委屈、寒心。

日月流逝，顾维钧、黄蕙兰之间的隔膜在日益加深。顾维钧也渐渐地心有另属。黄蕙兰认为：他与异性交际的所为，使她蒙辱，她感到愤怒。36年的缘分终于走到了尽头。顾维钧与黄蕙兰离异后，娶了已故驻马尼拉总领事杨冠笙的遗孀严幼韵为妻。黄蕙兰晚年撰写《没有不散的宴席》，追述她的一生，以及她与顾维钧的恩恩怨怨；但心态是平和的，有怨气，无恶语。雅量大到连那位横刀夺爱的女性的名字都只字未提。

黄蕙兰晚年隐居在纽约曼哈顿，靠父亲留给她的50万美金的利息养老。1993年12月辞世。顾维钧于1985年11月14日作古。

花开花落水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