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体，人们会自然地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北魏石刻为主的森严规整的正书联系在一起，提到行书，则会习惯地想到东晋二王或北宋苏、黄、米、蔡诸家峻逸洒脱之风格，而把二者合为一种书体魏体行书，熠熠闪光于书坛。这一书风，后人称之为“魏体行书”。

魏体行书，简而言之，即魏体行书化。毫无疑问，首先要不失用笔或方或圆、结字谨严方朴等魏碑之基本面目，同时又要写得放纵雄肆、精神飞动，使之兼有行书特征。乍看起来，似乎很是矛盾，不太可能，但我们的先人却用他们的卓越实践，给予了完美的解决。

寻本溯源，自然还要先看一下魏晋六朝时代。其时是中国政治上最动荡、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哲学上的何晏、王弼，文艺上的三曹、稽阮，书法上的钟、卫、二王以及大量的碑刻、石雕等等，在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开创了真善美的新时期。“以形写神”和“气韵生动”作为美学理论和艺术原则，在这一时期被提出。雄强粗犷、浑厚朴实，象征着北方及中原民族精神性格的北朝碑刻，为我国书法艺术宝库增添了璀璨的光彩。被誉为神品、妙品的《石门铭》、《瘗鹤铭》、《张猛龙碑阴》以及《云峰山刻石》等，不但堪称这一时期的杰出佳作，且已明显流露出行书的信息。遗憾的是，此后的千多年中，魏碑几乎被人遗忘了。唐、宋时期虽也有少数书家注意吸收魏碑之精华给行书以新的血液，如欧阳询、颜真卿、李邕、陈抟、黄庭坚等，但为数及魏碑成分实在是微乎其微。

直至清代，这个“无论在哲学、文学、艺术以及社会政治思想上，都是波澜起伏、流派众多，一环接一环地在发展、变迁或萎缩”的时代，魏碑才以其独具的面目，重新崛起于书坛。宋、元以降，历经了数百年“山重水复”之后，在人们面前展现出一个“柳暗花明”的新世界：古朴雄浑、严谨自由、神韵天然、意趣深邃，人们从大量的魏碑以及汉石、秦铭、周鼎、商彝中开扩了视野，陶冶了性情。那些一直被视若经典的汇帖本本，已显然不能满足于逐渐丰富并升华了的审美情趣。邓石如、赵之谦、康有为、于右任等一大批书家，力倡碑学，另辟新径，各自从不同角度，创出了崭新的一代书风。至此，魏体行书作为一种新的书体，才得以成熟完善，自成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