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4月17日政务院发布的《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该指示把未经政府招工而自流进城的农民认作“盲流”而多方阻拦，从而拉开了政府以行政手段单方向疏散人口的“限制城市化”政策。随后的“统购统销”计划经济制度，依据居民户口是农业户还是非农业户等属性来分配生产、生活资料，形成了“户口捆绑权益”的特殊格局。

　目前的户籍制度，主要是行政审批人口迁移的“户口迁移调控制度”。它是计划经济体制外加给中国户籍制度的，而不是古今中外各国户籍制度所普遍固有的。因此，亟待改革的不是户籍制度本身，而是社会管理各领域滥用户籍制度配置社会资源、分配社会权益的诸多计划经济制度遗存。这些遗存，尽管因30年改革而使范围大幅缩小，但其负面作用也许更大，更成为当今中国社会不公平、不安定的最大宿主。

　与户口相关的社会不公平现象一度很多。1988年有人撰文总结说，与城镇居民相比，中国农民在六个方面48个项目上处于不平等地位。改革30年之后，这类现象的数量大幅度减少，目前主要存在于文教卫生、劳动人事、住房领域和包括养老、救济、抚恤等方面的社会保障领域。因此，类似“休克疗法”“等待发展”“打包出售”等户籍改革思路并不能真正缓和矛盾，建议采取“分进合击”的思路进行改革。

专家指出，户籍改革不能再停滞不前了，但单纯放开户籍意义不大，逐步剥离附加在户口上的劳动就业、教育培训、住房待遇、生活福利以及社会保障权益等功能，降低户籍“含金量”，比放开户籍登记更重要。一个城市户籍上到底捆绑了多少利益？河南籍来京农民工刘永全给《经济参考报》记者算了一笔“户籍账”，按他的算法，一个北京户籍上绑定的显性经济利益竟超过百万元！而事实上，一些因为社会制度造成的隐性利益，刘永全还没有看到。2009年，河南与北京的“一本”高考分数录取线文科相差20分，理科相差60分，而北大、清华等一流院校每年在北京的招生指标有数百个，在全国除上海外其他省市的招生指标不过数十人。今年2月，天津市投入40万元购房即可获得蓝印户口的政策宣布后，焦点房地产网在网民中做过一个访问。当问及“您办理蓝印户口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什么？”82%的网友选择了“子女上学”。

在长达50年的时间里，对人口进行“分层、分类计划管理”的方式导致的公共服务不均等。例如，全国人口被分成农民、市民、工人、干部、高级干部五个层级，各自享受不同的公共财政、公共服务。户籍政策构筑了“农业户口”与“城市户口”在实际利益上的不平等，两种户口成为差别化分配各种利益的最直接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