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令，1992年考入清华大学。朱令在校期间离奇出现铊中毒的症状，最后得助于互联网才受到确诊和救治，警方认定为是投毒事件，但此案经过调查之后，几度沉浮，凶手至今仍逍遥法外，尚无明确结果。。2013年4月16日，随着复旦投毒案的告落，关于彻查朱令案的呼声亦再度涌现，昔日作案嫌疑人孙维遭到社会舆论的广泛争议。

她叫朱令，一个不幸的女孩。

他们，曾经有两个女儿，每一个都聪明漂亮，一个在北大，一个在清华，这是一个人人羡慕的家庭。但是随着大女儿的坠崖身亡，二女儿的中毒致残，他们美丽的未来憧憬在瞬间化为泡影。他们照顾植物人一样的女儿11年，他们维权11年，他们自己甚至已经累倒，为了女儿又坚强地站了起来，甚至连白发何时爬上头顶也记不清楚。

他们是朱令的父母，被人誉为最坚强的父母。父亲吴承之，今年65岁，退休前曾任国家地震局高级工程师；母亲朱明新，今年64岁，退休前是中国远洋总公司高级工程师。

他们的家曾经衣食丰裕，可现在记者见到的却是家徒四壁，几处墙皮已经剥落，屋内只看得见简朴的陈设。一个屋子的高大书橱里堆满了药和保健品，而隔壁的房间铺设更为简单，只有一张小床和一张病床，旁边矗立的氧气瓶给人一种医院的感觉。为了照顾女儿，他们的生活彻底改变。

悬疑两次铊中毒事件

拿着医院的化验单子，吴承之夫妇看着躺在医院昏迷不醒的女儿朱令，他们作梦也没想到女儿会铊中毒，而且是超于身体正常含量1000倍。

虽然那是1995年的事，过去了10个年头，但是吴承之仍然历历在目。诊断结果出来后，就有医生断言，“如此大的剂量，只有投毒，接触中毒是不可能的。”

从那时开始，尚在清华大学化学系读书的朱令，青春开始凋零。

1995年5月7日，北京市公安局开始立案调查，这之间吴承之在家接到了匿名电话，来人声称朱令的宿舍被盗，清华在管理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据清华派出所证实，确有此事，现场被破坏，地板上丢着钱，推测作案者作案动机并不是为钱。清华大学一位老师事后告诉吴承之，朱令宿舍其他同学的东西都没丢，唯一缺少了朱令的洗漱用品，还有一个不锈钢杯子滚落在床铺下。

整个案情被这次盗窃事件渲染的更加离奇。

派出所立即着手开始调查，并且承诺吴承之夫妇尽早抓到凶手，谁知道这一抓就是11年，到现在凶手是谁，仍然是个迷。

曾经被派出所列为重大嫌疑人，朱令的同窗好友孙维在1998年8月份时被公安局审讯8个小时，最终由于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孙维与朱令中毒事件有关，孙维被警方宣布解除嫌疑。

案子悬而未决，随着时间的流逝，朱令的不幸也逐渐被人们遗忘。但是网上的争论仍然不休不止，孙维是凶手的传言至今仍在流传。多年来一直保持沉默的嫌疑人似乎终于对朱令事件有了回应。2005年12月30日，一篇署着孙维名字的声明出现在天涯论坛，“我是清白无辜的。我也是朱令案件的受害人。”文中如此写道。

孙维网上的辩解一石激起千重浪，沉寂多年的“朱令事件”又被翻出水面，网上的争论愈演愈烈，吴承之夫妇的思绪也似乎回到了11年前。

据吴承之回忆，第一次中毒征兆是在1994年，11月24日是朱令的生日，当时朱令正在学校为岁末的“12. ·9”演出作准备。为了照顾女儿，吴承之下班后特地在中关村一家饭店为女儿祝庆生日。当吴承之拿着菜单订饭时，朱令就开始了肚子痛，原本开心的晚宴以疼痛收场。吴承之以为女儿劳累过度，或是肠胃不适，没有太放在心上，留下了钱让朱令第二天看病。

直到12月11日，对于朱令来说意义重大的演出近在眼前，她忍着痛，没有回家，一直坚持排练，甚至在演出前连饭也没顾上吃。在北京音乐厅的聚光灯下，几乎每个演出都有朱令，“虽然别人看不出来，但是我们知道她是忍着痛坚持表演完的。”随着一曲古琴独奏《广陵散》的谢幕，朱令的表演也完美结束，朱明新是含着眼泪看完的。

演出结束后，腹痛的朱令并没有跟随吴承之夫妇回家，而是坚持帮大家收拾整理演出道具，由于疼痛愈发严重，演出庆功会她也没有参加。第二天，朱令回家，23日就被送到同仁医院，当作肠胃病治疗，之后朱令开始持续疼痛，脱发，面肌瘫痪。

在同仁医院住院一个月后，朱令疼痛减缓，头发也长了出来。吴承之夫妇以为女儿是劳累所致，好好保养即可。于是接朱令在家休养。4个月后，为了化验，吴承之夫妇又找出了朱令原来曾经穿过的运动服，收集了一撮头发，经过化验得知，这次反应也是铊中毒，只不过剂量偏小而已。

寒假开学时，朱令的病症并没有多大好转，但是此时的朱令归心似箭，已经有一堆计划等着她去完成，比如补习落下的学业，以及补修德语等等。开始憧憬新学期的朱令并不知道自己离痛苦的深渊又近了一步。

第二次中毒现象出现在1995年3月6日，朱令突然双足剧痛，吴承之夫妇急忙把朱令接到北医三院治疗，在服用止痛片未见好转的情况下，7日被转到协和医院门诊。3月9日，由于没有床位，朱令不得以在地下观察室躺了几天，15日住院后，就是长达5个月的昏迷。

愤怒吴氏夫妇状告“协和”

“高度怀疑是铊中毒。”协和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李舜伟在初步检查后，就做出金属中毒的怀疑。但是协和医院并没有检测仪器，所以没有做相关化验。

为了进一步明确诊断，李舜伟当即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研究所张寿林教授联系，请其为朱令诊断。当天，朱明新陪同朱令到张寿林处检查，根据症状，张寿林认为朱令是急性铊或砷中毒，但是该所也不可检测。

这期间，朱令发病一直得不到有力救治，开始出现了神志模糊、对答不切题等反应，又伴有严重的腹痛和脱发症状。

随后朱令开始昏迷，并被转入ICU加强医疗病房。看着浑身插满管子的女儿，老两口只有默默地企盼女儿早日脱离危险，“她分七次总共输了14000cc的血，几乎全身的血被换遍了，但是仍然在恶化，而且感染了丙肝。”吴承之回忆起来仍然心有余悸。

朱令究竟得了什么病？这个问题当时一直困扰着吴承之夫妇，老两口看着女儿情况一天比一天糟，心急如焚。

1994年4月5日，《北京青年报》的一篇关于朱令的报道将朱令的病情公诸报端，朱令的中学同学贝志诚也开始通过因特网向全世界求救，发送SOS信件。贝志诚很快收到了1500封回信，其中有许多回信认为朱令铊中毒。随后，1 0日左右贝志诚找到协和医院反映朱令的病情，但是协和医院并没有采纳来自网上的意见。

4月18日，协和医院发布朱令的病情报告，仍然认为朱令有极大可能患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神经炎。

4月27日，吴承之夫妇经人介绍到北京职业病防治所为朱令做铊检测，检测结果为铊中毒，毒量为致死量。

从朱令住院到检测出铊中毒，已经过去将近两个月，期间致命的铊毒已经蔓延到朱令的整个身体，此时的她头发已经完全脱落，不省人事，插满管子，像植物人一样一动不动地躺在病床上。

协和医院立即邀请了国内知名的6名神经内科专家会诊，决定给朱令用药二巯丁二酸钠。“那是当年给‘61个阶级兄弟’的药，生产于50年代，二次大战时的用药，早已停产。”吴承之犯了难。但还是在中日友好医院找到了该药，仅售3 毛钱一支。

拿到药的吴承之在网上却看到了这样的回复，“该药副作用很大，建议用普鲁士蓝。”

当时正值“五一”长假，相对来说比较普遍的普鲁士蓝让吴承之再次犯了难。但靠原卫生部部长崔月犁的帮助，吴承之找到了普鲁士蓝。原以为药费很贵的吴承之怀揣2000多块钱。结果买了一小箱，10瓶仅用40多元，合计一瓶4元多。

朱令服用之后，病情立刻得到控制，逐渐稳定，开始好转。在协和的总计治疗费50多万元，“真正的救命药仅需4 0多元。”吴承之的语气里充满无奈。

“由于误诊延误了治疗，铊毒破坏了朱令的大脑神经、视觉神经和四肢神经，导致了她100％伤残。”

愤怒的吴承之夫妇认为是协和医院的不作为延误了朱令的治疗，在1998年，一纸诉状将协和医院告上了法庭。北京市东城区法院开始立案审理。

本以为胜诉理所当然，出乎他们意料的是一审朱令以败诉告终，法院的判决为：“本病案经二级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不属医疗事故，原告所诉被告有延误诊治的过错，证据不足……”

一审的败诉并没有阻止吴承之夫妇维权的脚步。1999年，吴氏夫妇上诉到北京市二中院，最终法院判决“应酌情裁量协和医院有进行抚慰性经济补偿的责任……”，协和医院补偿朱令10万元。

二审中朱令的代理律师马晓刚在判决后对吴承之说：“虽然拿到了安慰补偿金，但对于极度伤残的朱令以及庞大的医疗费，结果无异于败诉。”

援助来自四方的援手

在回忆起起诉协和医院的艰难历程时，最让朱明新老人难忘地就是一审和二审中的律师，中孚律师事务所的陈建民和冯素芳，浩天律师事务所的马晓刚和俞蓉，四个人的名字朱明新一直记得，他们都是无偿地为朱令一家提供义务法律援助。陈建民律师个人还赞助了朱令5000元钱。

记者电话采访陈建民和马晓刚时，两人的第一反应出奇地相似，都是问：“朱令现在怎么样？”

作为一审中朱令的代理人，陈建民知道告协和医院有相当大的难度，但是当他看见躺在床上头发脱落、脸部扭曲的朱令时，一种要帮助她的想法无法遏止，陈建民义无反顾地接过了案子。

“我们知道二审很难打，只是想给女儿一个交待。”这是朱明新第一次见到马晓刚律师时说的第一句话，至今已经6 年，马晓刚依然记得特别清楚，尤其是朱明新坚定的眼神。

着手调查时，马晓刚面临一些证据不足的问题，“吴承之夫妇是为了给女儿看病，不是为了打官司。所以一些医疗单据就没有保留。”

马晓刚坦言接手这个案子最大的压力来自于当时的规定，就是医疗鉴定制度不完善，就朱令的事件在当时进行医疗鉴定，结果出来不属于医疗事故，“当爹的不能打死儿子吧！”马晓刚如此形容当时的医疗鉴定和医院的关系。

“二审开庭审理选在了周末，到场的只有为数不多的记者，案子的审理特别奇特，各方代理人，包括审判长都是从道义上来考虑，其实赔偿的10万元对于朱令家来说，根本不够。”

在马晓刚的眼里，吴承之夫妇是特别坚强的父母，为了救孩子，已经家徒四壁，但是朱明新仍然要给马晓刚代理费，马晓刚委婉谢绝，“我们的律师费不用考虑，如果非要给的话就用在孩子康复上好了。”

朱明新回忆说，最让她感动的是来自于社会上的帮助。几乎朱令身边的每个人都在为这个不幸的女孩做着什么。

朱令的高中同学贝志诚10多年来一直在默默地帮助着朱令，从向全世界求救到最近在网上开设研讨会，为朱令进行募捐，贝志诚一直没有停下帮助朱令的脚步。但是他却一直不敢见朱令，吴承之说：“他害怕受到打击，他甚至不敢想象中学同学会变成什么样子。”

朱令的一些大学同学经常打电话，或是到家看望朱令，有些时候会留一些钱为朱令治病。吴承之夫妇的一些同事也经常会捐一些钱，还有社区医院的大夫了解朱令家的情况，为其做免费治疗，一位大夫自愿无偿地帮助朱令按摩。还有许多医生免费赠药给朱令，为其无偿诊治。

朱明新有一个账本，里面清楚地记着每一个人捐出的钱，献出的爱心。每当提到这些时，朱明新都会觉得很感动，“ 在自己有钱的时候，我们尽量不要别人帮忙，我总是觉得欠下的人情太多太多了。”

奇迹在亲情中屡次上演

“我们期盼奇迹的发生！”这是吴承之多年来一直坚守的信念，甚至在女儿病危的时候，吴承之夫妇也从来没有放弃过，“有一口气，就不会放弃！”

也许就是在信念的支持下，吴承之夫妇携手渡过了人生最悲痛的时期，朱令也神奇般地多次起死回生，连吴承之也说这是发生在朱令身上的“奇迹”。

朱令病危时期，曾经经历过数次危险，给吴承之印象最深的是协和医院经常通知病危，但朱令却总是能硬生生地挺过来。

最严重的一次是在协和医院普通病房，朱令的气管被切开个洞，里外都接着管子，处于昏迷状态。晚上吴承之夫妇陪床，发现女儿血压有些不稳，便一直盯着仪器。一盯就是三个小时，两人渐渐有了困意，突然仪器上的指针往下掉，老吴夫妇慌忙叫来医生，原来朱令体内有一根管子掉了，造成了呼吸衰竭。吴承之想想便觉得后怕，“如果当时我打一会儿瞌睡，恐怕就再也见不到女儿了。”

2001年后，迫于生活压力，朱令只能在家休养。一次，由于二氧化碳滞留，导致朱令呼吸困难，老吴马上送往就近的东方医院。其后的一段时间，朱令甚至没了呼吸，吴承之夫妇也没有放弃希望，主治医生受到老两口的感染，人工呼吸就做了半个多小时。老吴在旁边攥着拳头也喊了半个多小时：“吸！吸！”终于，朱令有了微弱的呼吸，在场的每个人都满头大汗，朱令的“奇迹”也再次发生。

这次出院后，吴承之开始让朱令锻炼。朱令家的一间客厅里放着一台步行机，格外显眼。每天朱令就是在这上面周而复始地练习站立、手臂运动等简单运动，虽然吴承之规定朱令每次站立的时间为半个小时，但完成这件很简单的任务，朱令每次都是满头大汗。

“她好一点儿，我们就高兴。”吴承之很满意锻炼结果，因为朱令站立的时间越来越长。

朱令现在的思维仍停留在中毒之前，对大学同学记得特别清楚，虽然视力已经非常低下，但是凭借声音，朱令还能“ 哼”出同学的名字。

朱令的语文特别好，曾背了课本之外的许多唐诗、宋词，一次，吴承之随口说了一句唐诗的上句，令他诧异的是，坐在轮椅上的朱令居然背出了下句。仿佛是又一个“奇迹”。

朱明新说老伴吴承之年轻时身体就不好，她操心女儿的同时还担心吴承之的身体，“幸亏他比较乐观，喜欢自我安慰，每天让女儿锻炼，从来没有放弃过，他相信女儿会一天一天变好。”

脆弱生命像玻璃杯一样易碎

在朱令中毒事件之前，吴承之夫妇就经历了一次刻骨铭心的伤痛。

他们的大女儿吴今同样的多才多艺，就读北大，在一次班级集体爬山活动中失踪，3天后人们在一个山崖下发现了她的尸体。

那段往事仿佛已经被年迈的老夫妇一起尘封了，在朱令的家里，目光所到之处，完全没有像老照片之类的岁月留痕，唯一摆在相框中的是朱明新小时候的泛黄照片，甚至他们也不愿提起那段往事，对于吴今的事，吴承之欲言又止，紧接着就是短时间的沉默。

“思想要是停留在以前，我早就疯了！”吴承之坦言在回忆到朱令最后一次演出时，他特别难受，“幸运地是朱令现在还活着，能看着她说话锻炼就可以了。”

以前在医院治疗，恢复速度特别快，吴氏夫妇一度看见了光明，认为奇迹又将发生。便把女儿从医院接回家，尽量少住院，夫妇两个想让朱令通过自身的锻炼恢复。经过两年的锻炼，朱令肢体的运动肌能恢复不少，但是在2005年时，身体又开始恶化，一度呼吸衰竭，肺部水肿。朱明新再度坠入绝望的深渊。

“现在铊毒已经侵袭了她的每个器官，肺部、肝部都有问题。”朱明新的心理状态也随着朱令的健康起落， “我现在甚至在想，她能不能活得比我长。”

过了这么多年，朱明新的心态已经不再是那么满怀期待，甚至变得易碎，朱令的任何风吹草动都能綳紧她那脆弱的心弦。

2004年底，朱明新由于劳累过度，从椅子上摔下来，跌到了头部，造成脑移位出血，必须做开颅大手术。吴承之开始担心老伴的身体能否经受得起这种手术，万幸地是，医生很细心，检查到三个出血点。现在朱明新左侧拳头大的一块头盖骨没有了，换来的是一块钛合金板，细看朱明新的左侧额头，还可以看见一枚螺丝钉的凸出痕迹。

对于当时的情景，朱明新现在一点记忆都没有，醒来是在手术完一个礼拜后，怎样摔下来，怎样去医院，都是空白。

“还好，她并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吴承之告诉记者。

然后朱明新住院两个月，养病半年，吴承之渡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前有住院的老伴，后有在家的女儿，两人都需要照顾，这无疑又给这个不幸的家庭雪上加霜，也给了吴承之更大的压力。

在记者采访的当天，吴承之做了一个小手术，刚刚出院回家。接连出现在两人身上的变故也在迫使两人都在思考同样的一个问题：“等自己老了，女儿怎么办？”

企盼两个殷切的愿望

朱明新说她有两个最大的心愿：一个是希望朱令能够更好地康复；第二个是希望公安局能够缉拿凶手。

有时候朱令带来的是希望，突然认识了一些东西或者想起了一些事物，让朱明新特别高兴，“但是那种感觉往往就是一瞬间，霎那之后，再找到这种感觉就得几个月甚至几年。”

朱明新说：“如果能有好办法治疗，卖房子也值。”

陈建民律师曾经这样评价吴承之夫妇：“有文化，善良，坚强的老人。”高学历毕业的吴氏夫妇，碰到事情之后，从来都是选择理性解决。朱明新最想给女儿的是一个“公道”，在去年，当她得知公安局有信访日之后，就骑着自行车去信访至少5次，风雨无阻。

铊中毒事件早在朱令前在清华就有发生，60年代初，化工系的一个试验员，经常打扫实验室的排风扇，用手去喝水，结果导致中毒，发病离世。“有了前车之鉴，悲剧还发生在朱令身上，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1993年，公安部行业法规《毒品的分类》，铊和氰化物都是国家明文的A类毒品，无色无味还具有潜伏期，下毒后症状会在一个星期或是半个月之后出现，不容易被发现，于是便成为了下毒者的首选。

吴承之说：“自杀都不会选择这个办法，太痛苦了！”

1997年时，在北大化学系发生了同样的事情，王小龙给两个人投毒，因为有朱令的前车之鉴，两人送往医院后，立刻服用普鲁士蓝，由于治疗及时，得以很快痊愈。现在两人远在美国，其中之一的陆晨光在还没长出头发的时候，曾经来看过朱令，对吴承之说：“感谢朱令，她救了我的命。”

面对家庭的不幸，吴承之夫妇并没有选择逃避，全家三口人坚强地承受着各种痛苦，就像朱明新的一句话：“当出人意料的灾难真正降临时，为了女儿，逼出了我们‘不能崩溃’的承受能力。”